王绍光
西式民主重程序 中式民主重实质
【编者按】2018年跨年之际,在东南卫视一场四小时不间断,无观点不发声的特别节目《思·享2018》顶级思想论坛当中,以思想碰撞夯实理想信念之基,围绕当前两岸关系与中国发展等热点话题,来自大陆和台港澳顶尖高校、权威科研院所和重量级智库的12位顶级海内外学者,进行观点交锋,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与观众分享真知灼见。
《思·享2018》下半场以“中国道路及世界未来”为主题,由郑若麟先生主持,王绍光、张维为、韩毓海、金灿荣、于洪君等专家学者做客节目,论道中国梦与世界未来。以下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现场发言整理。
王绍光
西式民主重程序 中式民主重实质
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支持民主,喜欢民主,但各个国家对民主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果说仅仅拿中国和美国比,或者说拿东方跟西方比的话,有一个差别是很清楚的,就是从数据分析来看,西方式的民主更注重程序,东方式的民主更注重实质,即民主能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结果更重要,而不是程序更重要。
美国政党为“三无”政党
欧洲的政党跟美国的政党不一样。美国,就根本不知道党有多少党员,没有党员,没有党纲,没有党组织,我叫它“三无“政党。欧洲的党是有党证的,有党员的,是要交党费的,有党纲的。所以”党“与“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推动者,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民主有多种实现方式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普通人当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就是西方的代议民主制。但是,民主的实现方式,有无穷无尽的方式,中国也在探索,我们还需要继续前行。
民调显示西方青年对民主失去信心
最近有几位西方学者,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用的是全球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数据。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对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那么认同,今后可能出现一些强势的机构,强势的人物,能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你说现在问西方人,他们会未必都认同。至于他们会认同什么东西,可能还在迷茫之中。对西方来讲,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选项。
中国道路即中国之“道”
道路翻译成road没有吸引力,但翻译成chinese way是有用的。四十多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马克·赛尔登写了一本书,叫Yanan way,延安道路。模式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pattern,深圳做事的方式叫深圳模式,东莞叫东莞模式;第二层含义,在学科里模式是可以建立各种变量的,互相相关的一个理论框架;第三个含义是榜样。讲“中国模式”往往不清楚到底是指的是哪一层含义。所以我就避免使用,还是使用chinese way, 或者说是中国之“道”。“道”是中国传统哲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说不清道不明。而说不清道不明就需要悟,是一个很好的事。所以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我们中国之“道”不要把它说得太清楚。
中国崛起触动西方
各种误读纷至沓来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2017年12月中旬美国民主基金会拿出来的,有159页之长,但它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它里面做了好几个个案研究,大量实际上是关于俄罗斯的。但是《经济学人》刊物,做了一个封面,把“锐”表现了出来,而且只讲中国不讲俄罗斯。讲战略美国有两类人,一类人就像写“战略报告”这些人,这些人没读过《孙子兵法》或者理解不够,四面树敌,这是一个很蠢的战略报告。另一批人是很清晰的,就是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敌人,打击重要的方向是对准中国。这就是《经济学人》试图往那儿引的地方。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中西哲学差异导致世界观不同
西方的哲学理念用中国话可以概括为“同而后和”,我们是“和而不同”。2017年11月西方媒体有好多篇重要的文章讲到,我们以前期待中国经济发展以后会变成跟我们一样,现在说这是一个幻想。他们意识到不能“同”了,所以得出结论,也不是能跟你“和”。而我们现在还要反复宣传的是,要“和而不同”,我们不输入你的模式,也不输出我的模式,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事情做,把这种哲学理念传播出去,这是我们更大的软实力。
区分需求和要求
解决“不平衡”与“不充分”
“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都不“新”。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谁敢奢望有一个房子,当时能租到十平米的宿舍,就觉得很好。但是那时候人的期望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没有“三座大山”的说法。医疗也一样,以前的医疗服务非常普遍,但医疗水平其实还是很低的,但大家也没说“三座大山”。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发生了一场革命叫“期望革命”,期望增长的速度比我们实际生活状况改善的速度要快,所以才带来了“三座大山”之说。我们不是要解决人民的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达到满足人民的“要求”,最多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一字之差,但意思差得很远。共产主义也是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需是需求,而不是要求。人们的欲望可以是无限的,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满足,也没有必要满足所有的欲望。所以要了解人们的基本需求,住房是基本需求,保持一个健康,一个有体面的生活是人民的基本需求,这些事情不能把期望放得太高。
中国13-14%的GDP用于福利开支
我最近做了一个计算,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用于福利开支的费用占GDP的比重,出现了一个大跃进,非常非常之快,现在已经达到了GDP的13%到14%。当然,跟欧美国家比还不是很高,但是跟我们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是高了一点点。
中国解决了半个美国的住房问题
住房是个大问题,但有多少人注意到,从2006年到2016年,中国保障房建设将近6千万套,假设每家是三口人,三乘六是一亿八千万人,等于解决了半个美国的住房问题。因为这些人不是中产阶级,他们不太发声,因而基本上被媒体忽略掉了,我们很多人也没注意到。医疗改革也是一样,要关注的不是声音最大那群人的需求,而是要去解决普遍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这些是关乎普通老百姓福利的方面。
所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要是跟普通老百姓的需求相比,而不是跟发声最大的那个群体来相比。前两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提法非常好,解决民生问题不要吊高胃口,这种提法以前很少见,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清醒的认识。
在一次分配上多下功夫
兼顾效率与公平
前两天有一个研究不平等的国际团队专门,刚刚发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可能会令很多中国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中国的不平等水平,在那个报告里面是比较低的,仅仅高于西欧,低于其他所有的地区和大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对的。中国是一个大国,除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外,还有地区差距,还有城乡差距。90年代我大量做的是地区差距研究,那时候地区差距非常大,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8倍,高很多,但是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省与省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大幅度地下降,城乡差距也出现趋稳,甚至下降。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还是,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贫富之间的差距。
一方面要用税收的方面解决,这个我也做过计算,不管哪个国家包括瑞典,通过税收二次分配以后,它的基尼系数,就从0.5以上降到0.3左右。所以税收是很有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毕竟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除了在二次分配上要做好以外,也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做好工作,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控制一次分配的不平等,然后用税收的方法改善,再把二次分配做得更好。
房地产税的作用是什么?
应创新思考
房地产税确实是应该收的,房地产税不应该中央来收,应该由地方来收。中央制定一个框架,然后由各地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用多高的税率来收地方的房地产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税收入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有些国家,房地产税主要解决地方的教育问题,这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像美国有些社区的房地产很贵,它收的税率其实很低,但它的收入很高,这会带来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居民之间的教育水平,出现巨大的差距。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仅仅要借鉴别的国家的经验,还要有创新,要有创新性的思考。
间接税是流转税,跟消费相关,是不太公平的。穷人的消费是刚性,富人的消费是弹性,所以以流转税或者间接税为主的话,有一个不公平的效应。财产税可以解决不公平问题的杠杆作用。
现有养老模式无法支撑农村养老
实际上中国的养老问题,或其他的更多问题,更多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城市里面至少有退休金,即使服务质量不高,至少有服务体系正在建立起来。城市里有心灵慰藉的问题,农村里面子女都出去以后,心灵蔚藉如何解决?中国很大,问题很多,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式,而不是一种方式,所以这需要在中国各个地方,用自己的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理念要相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还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西方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
西方对中国的标准,叫它双重标准或多种标准,是不为过的。看到美国增长两点几说增长强劲,中国增长6.7%,说正在衰退。从逻辑上来讲,实在是很莫名其妙。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我看你要拿你跟你的理想比,我看我自己要跟我自己比。双重标准,它老在用。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但并非要按照西方的标准
有些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就一条,出现了多党竞争没有,只要还是共产党执政,没有多党竞争就没有政治改革。所以我的意见是,把政治改革改为用政治变动这个词,变动的话你不能承认它没有变动。今天中国的政治运作的方式,不要说跟四十年前、三十年前比,哪怕跟五年前、十年前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用变动来讲政治变化,那就很清晰了。中国确实需要政治改革,在这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间,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需要改革,我们现在讲不忘初心,当年的党就是工农的党,当时的社会结构讲的工农兵,加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全都包括了。现在讲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好多东西都没有包括,这个党怎么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变革,中国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按照西方人的期待来进行的。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美理论界难寻出路
今天的中美关系跟以前的美苏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苏联跟美国对峙时的经济总量从来没有接近美国,还差得很远,而中国如果现在按PPP计算的话,经济总量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第二,苏联的经济跟美国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说我把你搞垮了,我就成功了。一旦中国崩溃了,对世界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这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他们的战略优先选择是,我改变你,我同化你,让你变成跟我一样。他现在的难点在于,他已经意识到,改变你同化你,也成为一种不可能。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的理论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你想说服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没有可能,因为他们的脑筋是固化的,但他们找出路找不到。所以他们碰到的问题比我们更多,我们还有“和而不同“的理念,他们的理念还没有提出来,我们要帮他形成新的理念。
欧洲内外交困
中国要在矛盾转化中寻找机遇
站在欧洲的角度来看,它的麻烦其实很多。它看到俄罗斯非常进取,对它有威胁,它要抗衡俄罗斯。欧洲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现在看捷克看得不顺眼,看匈牙利不顺眼,看波兰不顺眼,说这些地方的民主都出现危机了。欧盟碰到了英国”脱欧“,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跟美国又出现矛盾,看中国也不太顺眼。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有很多矛盾,但它碰到的麻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会其实是蛮多的。你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的东西,我们给你一个确定的东西,对改善中欧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一带一路”开启陆海融合新时代
从16世纪开始开启了海洋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带一路“如果做起来的话,也许就进入了陆海时代,而不仅仅是海洋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性转移。这个转移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老是往中国的东边看,西边有那么大的腹地,那么大的大陆,一直延伸到整个欧亚大陆,连接非洲大陆,把地图换一个角度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在这地方,认识世界有一个新的方式,要摆脱海洋时代的束缚。
2017年,临界点
2018年,新起点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进入了一个临界点。
新起点往前走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以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年也会这么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