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0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专修大学（日本）联合主办的“全球南方与世界——中国和日本在国际经济秩序变化中的作用”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20会议室举行。中日两国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南方的崛起态势、发展路经及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深远影响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周绍杰主持。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胡鞍钢，专修大学教授大桥英夫分别发表致辞。

周绍杰教授对以大桥英夫教授为代表的日方专家学者的远道而来表示热烈欢迎。周绍杰指出，本次研讨会聚焦“全球南方”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中日两国学术界对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认知，也为双方探讨中国和日本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应承担的角色提供宝贵的平台。在当前国家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日两国作为重要邻邦和主要经济体，应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促进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周绍杰教授主持开幕式

胡鞍钢教授在致辞时指出，本次研讨会以“全球南方与世界”为主题，已超越传统的中日双边交流框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十五五”规划，以实现到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本次会议聚焦该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国际视角理解中国“十五五”规划及2035年发展战略，也能融合中日双方的见解，拓展认知边界。胡鞍钢教授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往事，称其犹如“雪中送炭”，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他进一步提出，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视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一种新型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家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意愿。虽然中国仍是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思考如何为其他南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不仅能专注于“独善其身”，更愿践行“兼济天下”，将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可行路径与相关政策同南方国家共同分享，为其提供切实的参考借鉴。他强调，“南方崛起”是关乎当代世界超大规模人口（2024年为67.45亿人）发展的重大事件进程，中日两国应在此领域中携手合作、汇聚智慧，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以及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胡鞍钢教授发表致辞

大桥英夫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向周绍杰教授及会务团队为本次研讨会所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他简要介绍了专修大学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在当前国国际形势下，深入思考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团队规模有限，但他希望在此领域持续深耕、贡献学术力量。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历，大桥教授指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结构性变迁。他回顾到，20世纪的发达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20%，却拥有全球经济规模的80%。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这一传统格局已被打破。截止2015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占比已降至60%，而发展中国家则上升至40%。这一变化，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版图，也深刻改变了国家关系的基本逻辑。大桥教授特别强调，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的持续崛起显著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大桥英夫教授发表致辞

专修大学教授狐崎知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勇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狐崎知己教授深入探讨了当前国际体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并提出应从结构性变迁与关系性变动变化两个关键维度理解这一全球秩序转型。他指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历史必然，国家之间应摒弃将冲突危险单方面归咎于对方的思维定式，并以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通过理性协商化解危机为例，强调了大国之间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狐崎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美国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制度帝国”正在逐步走向衰落，其原因在于自身政策与行为不端侵蚀其软实力和国际信誉。借助“大象曲线”，他阐释了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中下层群体所面临的经济边缘化问题，这一现象为特朗普获得民众支持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警示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排他性认同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在比较中美发展模式时，狐崎教授指出，中国注重培育工程师与技术人才，推行全面的技术发展战略；而美国社会则更加偏向法律与诉讼文化，导致基础设施更新滞后。他认为，两国在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上的倡议直接影响其全球竞争力与对外行为方式。最后，他回顾了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强调其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希望中日两国在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经济贸易领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稳定繁荣。

狐崎知己教授发言

张勇研究员重点分析了秩序变革期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他指出，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尤其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之际，日本既关注新兴国家的影响，也担忧来自美国内部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秩序外交”体现出“排异性”与“引导性”并存的双重特征——通过“抑制与削弱”“唤醒与强化”两个维度，试图塑造引导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形态，而这也决定了日本对“全球南方”的态度具有复杂性。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的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到“印太构想”,日本外交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的演变过程，更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他特别回顾了1955年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会议通过了重要的原则，各方确认按照这些原则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将作出贡献，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共同繁荣和福利。万隆会议不仅是战后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契机，也为中日两国“以民促官”的交往模式打下了基础，对后续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张勇研究员发言

专题一：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

专题一由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中国学基地负责人丸川知雄主持。专修大学教授稻田十一，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专修大学副教授傅凯仪，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夏昕鸣围绕“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展开专题演讲。

稻田十一教授深入探讨了国际开发援助与债务重组机制中的中国角色。他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逐步改变了过去以美国为主导的传统援助格局。在处理国际债务问题时，中国采取一种“改革现状”与“自主开拓”的双规策略。一方面，中国积极借助多边框架参与全球债务协调。另一方面，也通过双边渠道与发展中国家协商处置方案，斯里兰卡和安哥拉即为典型案例。中国在这些国家开展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以灵活方式应对其债务压力。尽管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正式成员，但仍展现出对国际协作的开放态度。稻田教授进一步提出，中国在国际开发融资体系中的崛起，正推动该体系同时朝“去中心化”与“趋同化”两个方面演进。一方面，新兴机制和融资来源丰富了国际援助的结构；另一方面，中国也逐渐与既有的国际规则和标准接轨。他认为，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整体演变产生深远影响。

稻田十一教授发言

周密研究员系统阐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核心驱动力，并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指出其作为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全球南方合作主要依托四个核心关键因素：一是对发展的共同追求，二是资源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三是所处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四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共识。这些基本要素构成了南南合作的稳定基石，使其不易受政府更迭等短期政策变动的影响。周密研究员进一步以上合组织为例，说明该组织虽以安全合作起步，却成功将合作扩展至经济与科技领域，逐步形成安全、发展与治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他强调，上合组织是一个注重包容、务实且富有韧性的多边合作平台。在其未来十年战略中，安全、经济与科技成为三大支柱领域，这一路径不仅体现了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也有望为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样本。

周密研究员发言

傅凯仪副教授重点阐述了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尼日利亚的铁路项目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她指出，虽为非洲人口第一、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长期以来面临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挑战。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已连续数十年将非洲作为外长年度首访目的地，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框架。在铁路领域，中方从早期的坦赞铁路至今，持续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具有延续性的“铁路外交”传统。尼日利亚铁路系统曾因管理不善与资金短缺而严重衰退。中国凭借成熟的铁路技术、成本优势和从建设到运营的整体解决方案，在其铁路网络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还指出，当前中国的援助策略正逐步转向更多“小而美”的项目模式，注重实效与可持续性，体现出对非合作方式的不断优化与创新。

傅凯仪副教授发言

夏昕鸣副教授围绕中国对非投资行为开展了深入探讨。她指出，中国对非投资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当前许多相关研究大多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对大样本数据的挖掘有限。为更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对非投资的情况，她的研究通过对2004年至2020年间中国对非投资多个维度的数据库系统分析，揭示出若干重要趋势：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总量与投资项目数量显著增长，地理分布持续扩大，投资主体也从早期的国有企业为主导，逐步扩展至非国有企业的广泛参与。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制造业领域，而国有企业则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及战后重建等大型项目，显示出不同投资主体在战略目标和行业偏好上的明显差异。相关研究已发表于中英文期刊，并将继续开展中国对非投资对当地发展实际影响的相关研究。

夏昕鸣副教授发言

专题二：亚洲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专题二由孟建军博士主持。专修大学教授饭沼健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王聪，专修大学教授池部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王琳，专修大学副教授吉川纯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桂天晗围绕“亚洲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展开专题演讲。

饭沼健子教授以“非对称相互依存”理论为框架，分析了在“全球南方”背景下，体量悬殊的中老两国如何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她指出，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和GDP等多个维度均对老挝形成压倒性优势。通过回顾中老双边关系演变，饭沼教授强调，中国已成为老挝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并在贸易领域迅速崛起，有望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她认为，尽管初期存在“债务陷阱”担忧，但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帮助老挝克服其地理劣势并推动经济多元化。最后她总结道，尽管中老关系存在非对称性，但老挝通过积极合作实现了自身发展目标，双方的战略互需有效维系了关系的动态平衡。

饭沼健子教授发言

王聪博士系统梳理了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政策的演进历程，并从贸易依存度与贸易互补性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国与南方国家的贸易格局。从演进历程上看，双方关系经历了从打破封锁、务实开放，到推动多边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再到新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深化过程。在贸易关系上，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与全球南方的贸易依存度持续增强，且南方国家对华出口依赖度普遍高于中国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同时，双方贸易结构呈现显著互补特征，尤其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的“互嵌式”贸易关系最为突出。为进一步提升合作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他建议推动贸易结构多元化，实行差异化合作模式，促进南南合作迈向更高质量阶段。

王聪博士发言

池部亮教授深入剖析了中越两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深层互动关系。他指出，在贸易层面，中国已成为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正在承担过去日本所扮演的“中间产品供应商”角色，向越南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再由越南完成组装并向全球输出消费电子、服装等最终产品。在投资层面，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和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电子和新能源领域的企业，正将工厂转移至越南北部。池部教授同时指出，尽管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出色，但其本土产业尚未完全成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度仍然很高。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越南能否真正成为一个“中立”的贸易与投资中心？这其中潜藏的风险值得持续关注。

池部亮教授发言

王琳博士从中国角色转换的视角，分析了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新定位，并与日本经验进行了比较。她指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已从一个纯粹的投资输入国，转变为一个兼具投资输入和输出双重身份的重要经济体。这一转变体现在国际投资争端案件中，中国投资者作为原告起诉他国政府的案件数量已远超中国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反映出中国企业、法律界和政府在海外投资中的角色认知与行为模式也在相应发生转变，其中企业从“在商言商”到不得不“在商言政”，并开始主动利用乃至参与塑造国际规则。在对比中日本两国时，王琳博士指出双方在投资流动与国际投资协定签署上的异同。她总结认为，在国际投资的全球治理中，作为“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日本既有共同性，亦因其独特的发展路径而呈现出显著差异。

王琳博士发言

吉川纯惠副教授以云南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中国对缅甸外交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她指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央政府行为，但地方政府在周边外交中的能动性常被忽视。她以中缅油气管道和边境经济合作区两个案例进行分析。她揭示了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两年内就从云南省的提案迅速上升为国家项目的两个原因：一是云南省精准把握了国家对能源需求的战略时机；二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相比之下，德宏边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因缺乏有力国有企业支持且缅甸积极性有限，协调进展很缓慢，历时三十年才成为国家项目。她总结认为，地方政府若能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方向并获得国有企业实质性支持，将更有效地参与并推进国家对外经济合作。

吉川纯惠副教授发言

桂天晗副教授基于自身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经历，对当前国际发展合作中由全球北方主导的评估体系提出了深刻反思，并呼吁融入全球南方本土的发展智慧。她以乌干达的“普及初等教育计划”为例，指出，当前主流的评估工具如“成果管理”和“逻辑框架法”，虽然追求可量化、可预测和可复制，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短期主义”，使项目执行方倾向于追求易于实现的数据指标，而非社区最根本的需求。同时，她以卢旺达为例子，揭示了评估框架的“去情境化”问题。为此，桂天晗副教授提出，应借鉴“全球南方”本土发展逻辑，如孟加拉的尤努斯“格莱珉银行”和中国的“精准扶贫”。这些实践更注重关系建立、社区所有权和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单一的经济指标。她最后总结了评估思维的四个转变方向，并希望通过这些转变，使评估真正成为促进全球公平的桥梁，而非新的壁垒。

桂天晗副教授发言

专题三 太平洋经济贸易与投资

专题三由专修大学教授狐崎知己主持。专修大学矢野贵之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新泻县立大学副教授李春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张鹏龙围绕“太平洋经济贸易与投资”展开专题演讲。

矢野贵之教授指出，全球生产流程在2016年之前持续向下游转移，但在2016年后却出现了向上游转移的逆转趋势。他认为，这一逆转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下游性的显著下降。他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种下降很大一部分由服务业的下游性萎缩所致，这可能与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华加征关税等贸易政策有关。他的研究强调了使用实际数据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全球不同国家组别产业链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角色转换的复杂性。

矢野贵之教授发言

高宇宁副教授指出，传统的贸易统计和基于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评估已无法全面反映当今复杂的全球经济活动，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收益流动。为此，他与合作者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要素收入贸易”，旨在更准确地衡量各国在贸易中获得的真实收益。“要素收入贸易”将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中产生的巨大收益纳入考量，从而揭示了美国等以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为主要竞争力的国家，在贸易活动中获得的总收益远超其贸易总额和增加值。通过数据分析，他指出，若以“要素收入”衡量，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将大幅下调，其在贸易中的实际获利能力被严重低估。他进一步以汽车行业为例，虽然中国的汽车出口体量巨大，但在“要素收入”的竞争力排名上，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仍遥遥领先，这显示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在收益获取能力上与“全球北方”存在显著差距。最后，他总结道，这种新的测度方法表明，全球贸易收益的分配正越来越不受地理距离影响，而更多地取决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联系等“软性”因素。

高宇宁副教授发言

李春霞副教授以疫情后日本贸易与供应链变化为主题，分析了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疫情双重影响下，日本贸易结构和企业供应链所呈现出的新变化，并探讨了日本企业对华依赖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她指出，尽管自2018年以来，为规避贸易风险，日本企业开始加速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等地区，但从宏观数据上看，中国作为日本核心贸易伙伴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她也观察到了供应链的局部性调整，尤其是汽车行业。她认为，尽管目前难以断言“友岸外包”已全面发生，但日本企业在海外的设备投资正发生显著转移。她总结道，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依然很高，但从一些产业和投资动向来看，供应链的重组正在进行，未来值得持续关注。

李春霞副教授发言

张鹏龙副教授从美国的视角切入，深入剖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其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深远影响，尤其关注其如何重塑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他将中美贸易摩擦划分为两个时期，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指出，正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使得中国不得不将战略重点和经济资源更多地转向“全球南方”。他梳理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四个阶段，特别是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双方在基础设施、产业合作和多边机制上的全面深化。他预测，未来十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额将大幅增长，南南合作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重心。他最后总结，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应“破局而立”，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协同发展，共同构建一个以南南合作为核心的新型贸易格局。

张鹏龙副教授发言

最后，大桥英夫教授和孟建军博士作总结发言。

大桥英夫教授对本次研讨会的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两点见解。他指出，在全球南方研究领域，日本学界与中国学界存在不同侧重。日本的研究者通常更倾向于进行区域性的实证研究，例如对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深入分析，而中国学界则更多从全球治理的宏观角度展开。大桥教授认为，日本在非洲、中东等地的研究积累相对薄弱，这需要借鉴和学习中国的研究经验，以填补自身的短板。其次，他讨论了日本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演变。大桥教授回顾道，20年前日本曾是主要的全球发展援助国，但在《华盛顿共识》的冲击下，其发展理念和援助模式面临挑战，逐渐演变为一个“中流强国”。他强调，日本在全球治理领域正逐步形成一套“非常合理的思路”，并希望这一经验能为全球，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所借鉴。他表示，虽然日本过去的经验只能提供一些启示，但他希望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学界的合作，共同推进对“全球南方”议题的研究。最后，大桥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办方和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大桥英夫教授作总结发言

孟建军博士首先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与日本专修大学长期以来的紧密学术交流表示赞赏。他分享了今年7月应邀赴日做讲座的经历，从中洞察到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最新经济技术和未来走向的深度关切。孟建军博士指出，日本关注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以及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进而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和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前景。孟建军博士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的国内形势，强调中国已进入一个以巨大国内市场和科技创新加速为特点的成熟期，在国际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相关判断。他总结道，在国际大变局中，中国的出现正引发一场新的国际分工，而中日两国的作用尚不得而知。最后，他预计中美关系或将进入相对稳定期，而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将成为未来破局的关键。

孟健军博士作总结发言

会议现场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