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隆重举行。林毅夫、李稻葵、胡鞍钢、王绍光、朱云汉、门洪华、鄢一龙莅会作主旨讲演,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三十位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绩的中青年学者报告了新近研究成果。
上午的主论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论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欢迎致辞中指出,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经济社会大发展与大变革,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飞跃。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0月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必将极大地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21世纪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国情研究院举办本次论坛,邀请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对此做出知识贡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致辞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围绕“从新中国70年的经验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主题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经济体为追赶发达经济体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经济学上的世纪难题,不是过度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就是过度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发展或转型基本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林毅夫认为,参与全球竞争要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发展的产业。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不断地完善基础设施及制度安排,而这些是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必须由政府解决以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应该总结出能够将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理论,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发表演讲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围绕“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发表主旨演讲。他总结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指出未来30年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经济保持比较快速的高质量增长,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到本世纪中叶将基本成形。李稻葵指出,为实现这两个期待,必须解决三个重大挑战:一是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完成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二是完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不能拘泥于国有企业;三是在国际上提升运营能力,找到适合于发挥与中国实力相匹配的领导力的方式。▲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围绕“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历史表明,西方国家先行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先行发动军事革命和财政革命,并且深度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而不是西方宣称的所谓地理、文化、种族、制度等因素。某些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崛起的所谓“理论”,不仅无法解释中国,甚至解释不了西方自己。中国这一超大经济体七十年来所取得的超凡成就破除了西方理论的魔咒,并且表明:一个不曾对外侵略、未实行殖民主义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也可以发展起来;一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也可以翻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一个人口十亿以上的大国也可以发展起来;一个国家只要走对路,经济发展可以长期持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发表演讲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就“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贡献”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带给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这包括重新开启现代化模式多元竞争时代,为南方国家开辟发展道路自主选择的空间;重塑全球经济分工格局,为广大发展中世界创造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得以摆脱南北不平等交换;开创新型发展援助模式,供给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开启深化南南合作新时代;拉抬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引领新兴经济体,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这一切,使得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围绕“百年变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创新”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当中外交发挥着保驾护航、全球开拓的关键性作用。变局是世界之常态,而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则具有特定含义。现在的变局是从西方中心到非西方中心,或者是西方中心和非西方并列的大变局。我们尚处于百年变局前期,国际体系变革接近临界点,世界经济前行站在十字路口,各国出现诸多分歧、迷茫和忧虑。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引致的世界变局为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提供了外在压力和动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理论开始酝酿。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外交大胆探索,加强能动性和主动性,推动向奋发有为战略的转型。▲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围绕“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广义的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指政府自身的治理现代化,而是由党的领导、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共同组成,共同保障人民的主体性,这可以总结为“中国式善治钻石模型”。党的领导是这一善治体系的关键,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国具备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原因。与美国选举型的“三无”政党不同,中国有高度使命感、组织纪律性、高度理想和忠诚的政党,产生以来就是为了组织人民,组织这个国家的。鄢一龙指出,当代中国治理成功的奥秘在于既按照当代社会分工原则,设立不同类型、分工精密的机制、组织,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柔性的领导贯穿其中,从而造就一种既分工又协作,既灵活又高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1+N”中心治理体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发表演讲胡鞍钢就“中国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需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首先,中国人口众多,需要解决的吃饭问题、就业问题世所罕见;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世所罕见;再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发展的任务世所罕见。制度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原有的治理体系需要在新时代新的治理需求面前升级迭代,从而获得更强大的治理能力。譬如新时代的举国体制作为中国举国体制2.0版本,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又创新了资源配置方式、扩大了参与主体范围,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在尖端科技、军民融合、重大民生工程、应急管理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发表演讲下午,论坛按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两个专题设四个分会场,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报告并评议未发表的论文,在更加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光明网对主论坛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文字:阮萍晶,摄影:于娟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