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支持民主，喜欢民主，但各个国家对民主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果说仅仅拿中国和美国比，或者说拿东方跟西方比的话，有一个差别是很清楚的，就是从数据分析来看，西方式的民主更注重程序，东方式的民主更注重实质，即民主能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结果更重要，而不是程序更重要。

欧洲的政党跟美国的政党不一样。美国，就根本不知道党有多少党员，没有党员，没有党纲，没有党组织，我叫它“三无“政党。欧洲的党是有党证的，有党员的，是要交党费的，有党纲的。所以”党“与“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推动者，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普通人当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就是西方的代议民主制。但是，民主的实现方式，有无穷无尽的方式，中国也在探索，我们还需要继续前行。

最近有几位西方学者，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用的是全球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数据。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对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那么认同，今后可能出现一些强势的机构，强势的人物，能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你说现在问西方人，他们会未必都认同。至于他们会认同什么东西，可能还在迷茫之中。对西方来讲，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选项。

道路翻译成road没有吸引力，但翻译成chinese way是有用的。四十多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马克·赛尔登写了一本书，叫Ｙanan way，延安道路。模式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pattern，深圳做事的方式叫深圳模式，东莞叫东莞模式；第二层含义，在学科里模式是可以建立各种变量的，互相相关的一个理论框架；第三个含义是榜样。讲“中国模式”往往不清楚到底是指的是哪一层含义。所以我就避免使用，还是使用chinese way, 或者说是中国之“道”。“道”是中国传统哲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说不清道不明。而说不清道不明就需要悟，是一个很好的事。所以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我们中国之“道”不要把它说得太清楚。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2017年12月中旬美国民主基金会拿出来的，有159页之长，但它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它里面做了好几个个案研究，大量实际上是关于俄罗斯的。但是《经济学人》刊物，做了一个封面，把“锐”表现了出来，而且只讲中国不讲俄罗斯。讲战略美国有两类人，一类人就像写“战略报告”这些人，这些人没读过《孙子兵法》或者理解不够，四面树敌，这是一个很蠢的战略报告。另一批人是很清晰的，就是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敌人，打击重要的方向是对准中国。这就是《经济学人》试图往那儿引的地方。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西方的哲学理念用中国话可以概括为“同而后和”，我们是“和而不同”。2017年11月西方媒体有好多篇重要的文章讲到，我们以前期待中国经济发展以后会变成跟我们一样，现在说这是一个幻想。他们意识到不能“同”了，所以得出结论，也不是能跟你“和”。而我们现在还要反复宣传的是，要“和而不同”，我们不输入你的模式，也不输出我的模式，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事情做，把这种哲学理念传播出去，这是我们更大的软实力。

“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都不“新”。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谁敢奢望有一个房子，当时能租到十平米的宿舍，就觉得很好。但是那时候人的期望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没有“三座大山”的说法。医疗也一样，以前的医疗服务非常普遍，但医疗水平其实还是很低的，但大家也没说“三座大山”。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发生了一场革命叫“期望革命”，期望增长的速度比我们实际生活状况改善的速度要快，所以才带来了“三座大山”之说。我们不是要解决人民的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达到满足人民的“要求”，最多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一字之差，但意思差得很远。共产主义也是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需是需求，而不是要求。人们的欲望可以是无限的，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满足，也没有必要满足所有的欲望。所以要了解人们的基本需求，住房是基本需求，保持一个健康，一个有体面的生活是人民的基本需求，这些事情不能把期望放得太高。

我最近做了一个计算，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用于福利开支的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出现了一个大跃进，非常非常之快，现在已经达到了ＧＤＰ的13%到14%。当然，跟欧美国家比还不是很高，但是跟我们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是高了一点点。

住房是个大问题，但有多少人注意到，从2006年到2016年，中国保障房建设将近６千万套，假设每家是三口人，三乘六是一亿八千万人，等于解决了半个美国的住房问题。因为这些人不是中产阶级，他们不太发声，因而基本上被媒体忽略掉了，我们很多人也没注意到。医疗改革也是一样，要关注的不是声音最大那群人的需求，而是要去解决普遍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这些是关乎普通老百姓福利的方面。

所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要是跟普通老百姓的需求相比，而不是跟发声最大的那个群体来相比。前两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提法非常好，解决民生问题不要吊高胃口，这种提法以前很少见，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清醒的认识。

前两天有一个研究不平等的国际团队专门，刚刚发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可能会令很多中国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中国的不平等水平，在那个报告里面是比较低的，仅仅高于西欧，低于其他所有的地区和大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对的。中国是一个大国，除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外，还有地区差距，还有城乡差距。90年代我大量做的是地区差距研究，那时候地区差距非常大，上海的人均ＧＤＰ是贵州的８倍，高很多，但是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省与省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大幅度地下降，城乡差距也出现趋稳，甚至下降。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还是，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贫富之间的差距。

一方面要用税收的方面解决，这个我也做过计算，不管哪个国家包括瑞典，通过税收二次分配以后，它的基尼系数，就从0.5以上降到0.3左右。所以税收是很有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毕竟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除了在二次分配上要做好以外，也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做好工作，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控制一次分配的不平等，然后用税收的方法改善，再把二次分配做得更好。

房地产税确实是应该收的，房地产税不应该中央来收，应该由地方来收。中央制定一个框架，然后由各地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用多高的税率来收地方的房地产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税收入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有些国家，房地产税主要解决地方的教育问题，这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像美国有些社区的房地产很贵，它收的税率其实很低，但它的收入很高，这会带来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居民之间的教育水平，出现巨大的差距。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仅仅要借鉴别的国家的经验，还要有创新，要有创新性的思考。

间接税是流转税，跟消费相关，是不太公平的。穷人的消费是刚性，富人的消费是弹性，所以以流转税或者间接税为主的话，有一个不公平的效应。财产税可以解决不公平问题的杠杆作用。

实际上中国的养老问题，或其他的更多问题，更多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城市里面至少有退休金，即使服务质量不高，至少有服务体系正在建立起来。城市里有心灵慰藉的问题，农村里面子女都出去以后，心灵蔚藉如何解决？中国很大，问题很多，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式，而不是一种方式，所以这需要在中国各个地方，用自己的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理念要相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还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西方对中国的标准，叫它双重标准或多种标准，是不为过的。看到美国增长两点几说增长强劲，中国增长6.7%，说正在衰退。从逻辑上来讲，实在是很莫名其妙。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我看你要拿你跟你的理想比，我看我自己要跟我自己比。双重标准，它老在用。

有些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就一条，出现了多党竞争没有，只要还是共产党执政，没有多党竞争就没有政治改革。所以我的意见是，把政治改革改为用政治变动这个词，变动的话你不能承认它没有变动。今天中国的政治运作的方式，不要说跟四十年前、三十年前比，哪怕跟五年前、十年前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用变动来讲政治变化，那就很清晰了。中国确实需要政治改革，在这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间，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需要改革，我们现在讲不忘初心，当年的党就是工农的党，当时的社会结构讲的工农兵，加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全都包括了。现在讲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好多东西都没有包括，这个党怎么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变革，中国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按照西方人的期待来进行的。

今天的中美关系跟以前的美苏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苏联跟美国对峙时的经济总量从来没有接近美国，还差得很远，而中国如果现在按PPP计算的话，经济总量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第二，苏联的经济跟美国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说我把你搞垮了，我就成功了。一旦中国崩溃了，对世界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这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他们的战略优先选择是，我改变你，我同化你，让你变成跟我一样。他现在的难点在于，他已经意识到，改变你同化你，也成为一种不可能。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的理论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你想说服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没有可能，因为他们的脑筋是固化的，但他们找出路找不到。所以他们碰到的问题比我们更多，我们还有“和而不同“的理念，他们的理念还没有提出来，我们要帮他形成新的理念。

站在欧洲的角度来看，它的麻烦其实很多。它看到俄罗斯非常进取，对它有威胁，它要抗衡俄罗斯。欧洲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现在看捷克看得不顺眼，看匈牙利不顺眼，看波兰不顺眼，说这些地方的民主都出现危机了。欧盟碰到了英国”脱欧“，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跟美国又出现矛盾，看中国也不太顺眼。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有很多矛盾，但它碰到的麻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会其实是蛮多的。你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的东西，我们给你一个确定的东西，对改善中欧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从16世纪开始开启了海洋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带一路“如果做起来的话，也许就进入了陆海时代，而不仅仅是海洋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性转移。这个转移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老是往中国的东边看，西边有那么大的腹地，那么大的大陆，一直延伸到整个欧亚大陆，连接非洲大陆，把地图换一个角度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在这地方，认识世界有一个新的方式，要摆脱海洋时代的束缚。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进入了一个临界点。

新起点往前走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以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年也会这么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