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研究
高宇宁合作在Cell子刊One Earth发文,分析国际服务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核算以及驱动因子 作者: 浏览次数:16098

【编者按】近日,清华大学地学系关大博教授研究组博士生霍婧雯,伦敦大学学院孟靖副教授,天津大学张增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伦敦大学学院D'Maris Coffman教授共同合作,首次对2010—2018年国际服务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同时探索了全球服务贸易的不同贸易发展模式和相关隐含排放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针对不同地区间服务贸易的特点和不同的贸易结构,提出了三种具体的减排策略。研究成果以“Drivers of fluctuating embodied emissions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为题,在Cell子刊One Earth上在线发表。


服务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并且未来的增长潜力巨大。服务贸易对世界贸易的贡献从1970年的9%增长到了2019年的20%。和商品贸易相比,运输、旅游和金融等服务业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例如,当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期间,封城等政策导致旅游业和航空运输业贸易量的大幅下降。然而,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它们则会出现反弹,比其他制造业增长得更加迅速。服务贸易中的排放份额正在增加,自2010年以来,占全球贸易排放总量的近30%。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全球性研究都集中在商品贸易方面。服务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增长一直被忽视,并且关于服务贸易的气候减排政策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

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至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额以每年4.71%的速度快速增长。然而,2014—2018 年服务贸易中的排放量仅增长了3.47% (从2.05Gt增长到2.35Gt,如图1A)。其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额从2010年的728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1489亿美元,增长了57.7%,相关的贸易隐含排放量增长了29.2%。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量2014年到2018年增长了45.3%,但相关贸易排放量仅增加了8.4%,这意味着北北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量从2010年的534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055亿美元,增长了49.2% (如图1A)。

在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方面,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的旅游业占主要比重(如图 1B),发达国家之间主要服务贸易类型则是专业服务(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如图 1C)。全球南方服务贸易中,排放的主要驱动力是运输贸易的增加。例如,在泰国内陆运输中,石油使用量2014年至2018年增加了29.8%,相关碳排放从2014年的17.5Mt增长至2018年的22.7Mt(如图1D)。就南北贸易而言,商业服务和商务旅行运输是服务贸易量和隐含排放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图1E)。

图1 2010—2018年服务贸易量及服务贸易隐含排放量变化趋势。

从2010—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的排放趋势来看,排放量上升的最大驱动力是贸易量的增加。在总贸易碳排放量中,因贸易量的增加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为2.777亿吨,体量与2018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826亿吨)。

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贸易量模式各不相同。2016年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缓慢,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低迷。因此,2012—2016年间,全球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增长缓慢(南北贸易),甚至有所下降(北北贸易)。当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在2016年后逐渐恢复时,贸易量再次成为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北北贸易和南北贸易)。虽然南南服务贸易量的增长率仍然低于其他贸易模式,但这种增长趋势导致了具体排放量的增加。2016-2018年间,南南服务贸易量大幅增长,实际排放量增加近6520万吨(图2A)。尽管全球能源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主,但从2010年起,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增长加快。从图2可以看出能源结构转型对服务贸易供应链的影响,这表明排放强度下降是2010—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减速因素。然而,在东南亚地区,如越南和泰国,排放强度仍然是服务贸易(南南贸易、南北贸易)中排放量增加的重要驱动力。因此,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服务贸易中为降低碳排放强度所做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

图2 2010—2018年服务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结构分解结果。

在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大的服务贸易类型表现为三种主要贸易模式。

在模式一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更为密切。例如,近年来,秘鲁与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等大型经济体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2010—2018年间,秘鲁进口的金融和商业服务的总体份额以年均8.4%的速度增长,其总量的98.9%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此外,秘鲁的旅游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8%),其中54%由发达国家所贡献。

在模式二中,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服务对象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出口服务贸易的对象过主要是发达国家。以菲律宾为例,旅游业的比重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13%。2010—2018年间,菲律宾旅游业的出口以每年10.1%的速度增长,在来访游客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比例上升至70%。2010—2018年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游客来源地。菲律宾对日本的旅游出口从2010年的12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4亿美元。此外,鉴于菲律宾的战略地位,菲律宾是投资者进入东南亚和南亚的潜在通路,许多跨国公司在菲律宾设立了总部或代表处。因此,菲律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的进口总量在2010—2018年间以每年19.5%的速度大幅增长,而其中的53%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模式三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例如蒙古国和中国)。2010—2018年间,中国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旅游资源每年增长12.3%。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游客出境旅游消费达277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游客出口国。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游客都是中国人。同时,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更加密切。2010-2018年间,中国金融和商业服务出口每年增长7.7%,其中近81%流向发展中国家。

图3 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最大的5种服务贸易出口(右侧)和进口(左侧)。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服务业通常位于供应链的下游,这意味着服务贸易中体现的相关碳排放由供应链的上游产品贡献。就全球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而言(北北贸易),服务贸易主要是专业服务(即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需要在整个供应链上减少碳排放。因此,应倡导金融机构不仅要减少自身的碳排放,还要推动上游产业绿色生产,比如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国家应该基于整个供应链的服务贸易减排制定政策;

2.区域合作有助于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共同经济发展结构、共同文化背景,甚至地理位置相近的区域更容易决定缓解政策或协议。因此,需要加强全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实现南南贸易的协同减排,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就是南南合作的典型代表。此外,发展中国家不仅应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还应该引进相关的低碳技术,如电气化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同时,南北服务贸易不应仅仅停留在商品贸易和低技术服务贸易(如旅游业),还应促进全球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知识转移服务,这有助于新兴国家的能力建设,提高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竞争力。因此,区域合作在服务贸易减排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3. 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性的特点决定了服务贸易日益受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为上下游提供跨国服务。随着数字技术和在线销售的快速发展,贸易成本较高的服务业(即房地产活动、零售业)的贸易成本急剧下降。因此,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各国可能既减少服务贸易产生的排放,又能降低服务贸易的贸易成本。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缩短了供应链,使其更加有效。

* 清华大学地学系博士生霍婧雯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伦敦大学学院孟靖副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921005),科学技术国际合作司(2020ICR103)和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P019900/1和NE/V002414/1)的支持。

(转载自: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ID:tsinghua-dess)


One Earth

Received: 8 March 2021
Revised: 9 June 2021
Accepted: 18 August 2021
Available: online 8 September 2021.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21



Drivers of fluctuating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

JingwenHuo19  JingMeng2910  engkaiZhang3  YuningGao4  HeranZheng5  D'MarisCoffman2  JinjunXue67  YuanLi8  DaboGuan12


Department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The Bartlett School of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E6BT, UK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Industrial Ecology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Process Engineering,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ondheim, Norway

Future Energy Center of Mälardalen University, Västerås, Swed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IBE, Beijing, China

Institute of Blue and Green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Highlights

  • Emission embodied in service trade accounts for 30% of total global trade emission

  • Services trade in Global South has higher growth rate and emission intensity

  • We asses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mission change from 2010 to 2018

  • We identify three main trade patterns of service exports in the Global South



Keywords

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services trad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ummary

Service industrie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green” because of their marginal direct emissions; however, they account for 65% of the worl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over 20% of total global trade in 2019. Here, we quantify the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services trade from 2010 to 2018 and identif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mission change 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scales.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ed from the Global South (2.0%) is double that of the Global North (1.0%), with a different trade structure. We further identify three trade patterns of service export in the Global South based on the bilateral trade partnership and annual growth rate. Three kinds of specific emission mitigation polici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of services trade and different trade structur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provide quantitative evidence currently lacking and critical to policy decision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