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7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应邀出席并作题为《破解经济盛衰之谜——从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的讲演。讲座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瑞典哥德堡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做了点评。

陈平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强调要破解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他提出，经济学建模的三种模式，均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有力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实际。包括从理念出发的微观经济学，如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构造了单一稳定均衡的市场乌托邦，强调不允许规模经济，无法解释中国通过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群等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现实；从问题出发的宏观经济学，如Solow/Romer增长理论、宏观计量的Frisch噪声驱动周期模型，虽然可以解释局部特征，但是在不同领域却相互矛盾；从观察出发的金融学，如布朗运动模型，会产生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的矛盾。

陈平介绍了经济学变革的两种动力，其一是科学方法的进步，其二便是历史实践的挑战，并由此提出中国的实践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陈平通过举例分析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PaulRomer)提出的内生增长论（1983,1986）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的环境和气候经济学（1972）的贡献和局限，提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增长理论的预言，很难解释大国兴衰和生命周期。比如罗默(PaulRomer)提出内生增长论（1983,1986），认为知识积累（教育年限、专利）导致经济增长，其贡献是承认了规模递增，但是局限在于回避不确定性。比如对于苏联东欧教育和科技比中国先进，美国研发领先中国，但是其相应时期的经济增长却不如中国的现象，依据罗默的这个理论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的环境和气候经济学（1972）可以测量环境的福利和投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其贡献在于考虑了外部性，但是局限在于均衡模型忽视投资的短期-长期矛盾。比如对于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在比发展中国家先进的情况下，其对应的市场却不愿意做长期投资（例如在基础建设、环境改善等方面）的现象，依据此均衡模型也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

陈平接下来提出了内生增长引发的问题，即新经济（信息经济）能否带来高利润和充分就业，并围绕此话题展开讨论。陈平认为，高科技并不意味着高利润、高就业，并以美国各产业利润率的比较为例，指出经济效率并不等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短期的，社会效益是中期的，生态效益是长期的。陈平提出，高科技换代速度很快，规模效应大，投资风险高，成功率低，因此在研发阶段需要政府和社会扶持。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经验，选择成熟技术，降低投资风险。

陈平也从产能过剩、债务危机、金融风险等方面讨论他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思考。陈平认为，服务业只能缓解就业压力，不可能取代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高科技、高风险、低利润的产业需要国家支持。在金融领域需要雪中送炭。

最后，陈平总结，理解复杂市场需要交换、竞争、分配三个维度，现实的市场是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难以有效解释的。就中国的经验来讲，其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社会协调机制已经难以被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有效解释，具有远见的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后陈平也提出引入经济学新思维的构想。

周绍杰对于陈平教授的讲座表示赞赏，他指出，陈平教授对于已经具备完整体系的西方经济学持有的批判态度值得钦佩。周绍杰认为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并不是有意识在某一个特定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完成中国制度建设，而是基于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本身的治理优势。周绍杰提出，现在的经济学讲均衡是从理论框架出发的，而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是高度简化的，但是市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整个市场也不只是一种市场，因此对价格的预测非常困难。均衡框架是我们对现实理解的一种理论参照体系，也为我们理解现实中的价格产生了挑战。就中国模式问题，周绍杰指出，中国走过的路程是“中国道路”，是一个过程，尚未结束；而“模式”则是静态、固定、可描述、甚至可预测的。而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不同阶段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很难用同一个模式解决，所以中国的道路选择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的过程。周绍杰也补充，中国道路是不断演进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源配置不断变化，因为中国政府是进取的政府。最后，周绍杰提出，虽然Solow模型对于很多现象无法进行合理解释，但是罗默理论可以提供一个解释，更加关注长期的发展，比如长期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这对于我们有一些借鉴作用。

王绍光提出，对于中国经历过的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是否可以探讨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理论有哪些启示，中国从哪些方面可以贡献怎样的新的观念、新的理论的假设，即使尚未得到验证。陈平回应，以1997年金融危机朱镕基支持在香港救市以及中国加入WTO为例，提出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执政的领导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问题。

郑京海就陈平教授的讲座做出了具体的回应，阐述了有关经济学诺奖的几个问题。郑京海就经济学诺奖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技术创新的重要性、知识生产函数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等方面展开讨论。郑京海介绍，第一，经济学诺奖的科学性曾经有过很大争议。第二，由于近些年来主流经济学受西方政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意识形态化，郑京海提出中国学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需要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去意识形态化。第三，当下技术创新被提到很高的高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有作用，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对技术创新的问题有所认识。第四，郑京海介绍了知识生产函数，并解释了其为何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最后，郑京海提出，希望通过此次讲座重新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贡献。

胡鞍钢总结，中国对于两次金融危机的处理可以简单概括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首先，中国的宏观调控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是市场经济，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唯书，不唯上”的原则。对于如何总结创新中国的经济学，不能完全称为“中国经济学”，而是在经济实践中归纳出中国的案例，中国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启示。真正上升到理论的层次还需要一段时间。其次，陈平教授的讲座也现身说法让我们学会“不唯洋”的理念。最后，中国几次成功的经验就是通过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认识客观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真理，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因此落脚点是“只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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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何珊

摄影｜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