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的“三统”就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三个三十年，“通三统”以开新统，在新时代，我们需要自觉地“通三统”，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探求大道、筹谋新命。5月14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道路：传承与开新”读书研讨会在清华园举行。本期读书会的阅读书目为萧武著《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和刘晨光著《政道与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论》。

出席本期研讨会的嘉宾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院研究员、《大路朝天》作者萧武，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政道与人心》作者刘晨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修远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肖自强，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副教授李广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晓波等。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主持。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院研究员萧武

关于《大路朝天》

萧武讲了一些很有趣的案例，来讨论中国传统、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三者的关系，从中指明了《大路朝天》的核心要义。萧武指出，“大路朝天”有两方面含义。“大路”指我们走过的路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是我们走过的路，是中国革命为我们奠定的道路。“朝天”则代表着正确的方向，我们走的路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是一条越走越宽阔的路。萧武指出，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热起来，其中有两个常见的论调，一个是对中国道路的保守主义解释，一个是自由主义的解释。保守主义的解释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自由主义的解释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应该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前一种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唯独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中国革命。萧武批评了这两种进路，进而指出，简单概括起来，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道路之所以区别于欧美道路，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既不是中国特色，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重要的遗产，也是改革所必须坚持的方向。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市场经济，都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而不能反过来。

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刘晨光

关于《政道与人心》

刘晨光分享了《政道与人心》这本书的由来和思考。刘晨光指出，“政道与人心”反映了这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想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道路，探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打开一个新的视野。“过去40年的改革，更多是在经济社会层面，未来的重点需要以政治和文化建设为指引，在规范经济社会变革方向的同时，推动整个社会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刘晨光认为，我们未来走向民族复兴，不是某种传统主义的复古，而是中华文明在崭新的现代基础上的复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任务，是如何从大政治的视野出发把握政治与教育、文化、道德、知识之间的实质关联，如何站在“文化政治”的高度重建“文教”，兴起社会主义的礼乐教化，毕竟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最终要落脚在“新人”的塑造培养上。为此，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激活中华文明的“政教”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

平等与觉悟之双运

白钢在发言中指出，《大路朝天》中将中国道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种元素，这与《政道与人心》中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我解释的三种逻辑，即民族复兴的逻辑、现代性的逻辑和社会主义的逻辑正好对应。市场经济与现代性的关联，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与现代性的关联。但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在当下中国得以被理解为一体，恰恰是由于中国革命将组织生活嵌入原本缺乏组织传统的中国，从而根本性地推动了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白钢指出，不能把中国的传统简单地等同于儒家的传统，把中国传统复兴等同于某种儒家传统的新形态。中国传统，其体则儒释道三家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进而吸纳整合各种其它的文明资源。白钢进一步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遇到重大文明危机，之所以能够在比较快的时间中就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践行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坚毅卓绝的社会主义实践，一个核心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精神不是从外强加给中国的，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深处的。中国传统最值得探讨的地方，正在于其中蕴含的“平等与觉悟之双运”，与社会主义道体的深切契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晓波

四十年的中国、一百年的中国与三千年的中国

张晓波谈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张晓波指出，讲中国道路的问题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道路。什么是中国？理解中国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的中国是跟我这一代人相关的中国，改革以来的中国，这是四十年来的中国；第二个中国是过去一百年以来的中国，也就是1921年以来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中国；第三个中国，是有文字历史开始至少是三千年的中国。这三个中国都存在着差异，但是归根结底，“这三个中国，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国”。三千年的中国是一个“定型”的中国，塑造了今天中国的疆域与文明，这个框架是无法颠覆的，需要我们去继承与发扬。反过来讲，如何认识和梳理四十年的中国和一百年中国的关系，才是核心问题。怎么样从过去一百年经验里面来看待今天碰到的新问题，这也是萧武写的这本书最大意义所在。

修远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肖自强

青年学者的思想言说

肖自强在发言中指出，青年学者，过去说“少壮派”，他们的发言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政治现场（无论微观的还是宏观）如何进行思想言说，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员都是巨大的挑战。

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副教授李广益

思想论述方式的有效性

李广益重点探讨了思想论述方式问题。李广益指出，我们在建构一个论述的时候，首先应当对整体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轻易攻击的漏洞。我们要对自己考虑问题的视角和思维习惯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可能会不断受到一些有问题的视角或者观念的影响。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就不太可能得出一种新的认识。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思想场域”里面，我们应当充分考虑我们的读者群体的特征，并用以一种更能为受众接受的方式来论述。我们应该对各种论述方式的优缺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样能够促使我们尽可能地给出一个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思想论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

来自微观层面的解释

陈柏峰从微观案例的入手阐释“通三统”的内涵。陈柏峰指出，在法治社会平权关系是主流，但也难免存在封建性这种东西，比如学术界的师徒关系都可能存在很多封建因素。越是资源垄断性强的专业就越容易建立封建的师徒关系。比如，做社会研究的，学生下去调研需要靠老师提供权力资源或经济资源，资源在谁的手里就可以支配它，这容易建立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式的支配。陈柏峰认为学术界应该身体力行地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细微之处见真章，在今天，探讨“通三统”的这一问题已经是不可回避，我们要有大方面的讨论，也应该有微观层面的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章永乐探讨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呼唤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它不是静观并解释实践，而是参与到改变实践的过程中去。理论与实践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儒学史上有一些时刻达到了这种互动；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曾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态，与实践产生过良好的互动。可以看到，与实践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理论，往往是兼具正当化与批判双重功能的，如仅有一种功能，则难以满足实践的不同面向的需要。在今天有必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理论思考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

鄢一龙在主持时指出，我们有五千年文化的历史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还有一些西方学术的传统。我们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革命的三十年，建设的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新时代，如何理解新的历史阶段与这些传统的关系，特别是与革命传统的关系，需要我们自觉地“通三统”，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探求大道、筹谋新命。两位作者展望新时代、新未来，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道路放在传统去看，晨光更多从“政道”去看，萧武更多从中国革命传统去看。中国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这也是我们举办本次研讨会重要原因。今天的读书研讨会大家畅所欲言，思想活跃，非常精彩。

合影留念

最后，张城、马汉智等学者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研讨会在愉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文字｜阮萍晶

摄影 | 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