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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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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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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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7 - 09 - 12
  • 简介本书收录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2015年度重点研究报告。书内文章的作者均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或者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使用的数据和资料均来自公开出版物或者作者的调研成果,不涉及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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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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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工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三届、第四届)。北京市政府专业顾问(第四届至第六届)、中国颗粒学会、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学会顾问。北京化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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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政治与社会,政府腐败与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转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Xiaobo Lü,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joi...
    领域:中国政治与社会,政府腐败与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转型
  • 发布时间: 2014 - 07 - 01
    常见的解决方法是把触控屏幕搭配整合触觉反馈模块,再利用系统底层的互动设计,去改善HMI表现,或透过模拟去达到接近原有实体按键的操作体验,目前虽然整合触觉反馈的行动装置有限,碍于硬件成本可能会因此增加,但随着平板计算机、智能型手机等触控面板持续增大,虚拟键盘应用比例逐渐增加,也会令触按反馈的解决方案使用需求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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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研究院举办跨界文化专题讲座: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房晓辉教授出席

日期: 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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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3日上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跨界文化专题讲座,瑞典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房晓辉(Tony Fang)出席并做了题为“阴阳文化论——跨界文化案例与展望”的专题讲座。讲座由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国情研究院的部分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并就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国情研究院举办跨界文化专题讲座: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房晓辉教授出席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教授房晓辉(TonyFang)做专题讲座


房晓辉教授指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从学习模仿向创新引领转变,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获得了快速的跨文化学习与传播。在国际跨文化理论界,房晓辉教授提出“阴阳文化论”,指出每个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自选的、全方位学习得来的价值观取向的动态组合。文化不单单是传统,而是传统与学习的结晶。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学习并吸收当地文化,与此同时,也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被当地文化学习。文化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融合的概念,因而“对立统一”的、融合化的跨文化管理和交流将取代长期以来由荷兰教授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开创的以避免文化碰撞为主导的跨文化管理和交流,成为当今本土全球(Glocalization)时代开拓领导力的关键。“阴阳文化论”对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启示是,我们不能也无法避免文化碰撞,而要积极地去寻找文化碰撞和跨文化学习,从而获得一个建设性的创新型的文化融合和发展。


房晓辉教授以世界上最艰苦的大众极致运动品牌“ÖTILLÖ”、“慢快餐”品牌BEIJING8和VAPIANO、华为企业文化中“奋斗”的价值观、吉利收购和管理沃尔沃汽车的“无为而治”,以及中国模式中既有卡尔马克思又有亚当斯密等等鲜活的跨界案例为例,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阴阳文化论的普遍性、合理性和实操性。房晓辉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独到地批评了西方跨文化研究主流范式“洋葱模型”的局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模型”。房晓辉教授认为,在本土全球化时代,传统的线性创新思维凸显其不足,基于阴阳智慧和全球学习的立体创新和矛盾式创新思维越来越被关注。


国情研究院举办跨界文化专题讲座: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房晓辉教授出席

专题讲座现场


房晓辉教授的阴阳文化论和跨界案例引发了到场师生的热烈讨论。以下是现场讨论内容摘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根据录音稿整理)。



胡鞍钢:


先请鄢一龙做一个简要的评论。



鄢一龙:


感谢房教授精彩演讲。我觉得您的讲座就是阴阳文化一个典型:既有中国的,又有瑞典的;既有抽象的,又有很具体的、可触摸的;既有学术的一面,也有日常生活中很鲜活的一面。


您的讲座我很有共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中国道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书中我把中国道路哲学的根基概括为中道辩证法,中国的阴阳之所以跟西方对立与矛盾不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阴阳上面有太极,既有对立统一,又有中道贯穿其中。


中道辩证法强调斗争是绝对的,统一实际上也是绝对的。有时斗争为主,有时统一为主,中国哲学里面叫“时中”,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境下中道的平衡点会变化,比如说革命时期斗争肯定是主要的,建设时期,统一团结这方面是主要的。中道辩证法实际上是将中道会同辩证法,中道是对立统一的贯通,是质量互变的交界,是否定之否定的返因。


阴阳对立、互生、转化与趋中的哲学观念,强调矛盾的双方可以达到有机统一与高度整合,就是“皇极”。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体制很重要,中国体制是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对立统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光讲市场活力的一面,可能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资本的力量特别强,那么靠什么力量来平衡它?党的领导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平衡与驾驭的力量。


最后,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您提出的文化的“海洋模型”,是对“洋葱模型”一个重要的挑战,它是个动态的,开放的模型。我们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可以用您这个模型得到更好的解释。但是有一个问题,在海洋模型下不同国家的价值观相互学习、改变与融合。那他的自我身份怎么界定?另外, 不同的价值之间如何不是一个“拼盘”,而是形成内在统一的体系?



房晓辉:


您的把握很好。价值观的选择看起来可以一样,但其受力可以不一样。如果把受力度分成0到10,所选价值观的受力按照时间地点条件可以是0到10之间的一个数。不要什么都是富而强,不要任何时候都讲富强,所以产生“土豪”这种状态。比如很多国企在国外相当张扬,这跟“富强”还是有些关系的。在富起来的地方,“富强”这个价值观可以放在后面,把“友善”放在前面。你跟王石讲富强是不合适的,应该讲慈善,讲社会责任。我们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拼盘”里一定有内在统一。任何文化在任何体制下都可进行内在的搭配。有些搭配可能仅是某一个方向,如果长期如此,智慧就不够,要有内在的正负在里面,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每个文化“拼盘”怎么拼,这是智慧。即使拼的东西一样,用力、受力、给力可以不一样,也是智慧。谢谢。


胡鞍钢:


也请绍杰作简要评论 。



周绍杰:


听了您的讲座,非常受启发。我们讲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自信怎么体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观察到,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从跨学科的视角还不够多。比如中国有很多文化学者,他们的研究很不错,但是仅限于文化领域。像房教授的研究把文化和商业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


最近我读了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模式的解释,非常受启发。比如说,哈佛大学教授Rodrik在讨论制度的多样性问题时,就给中国点了不少赞。制度的多样性除了与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点的差异性有关以外,还跟很多传统文化习俗等差异性密切相关。全世界大学里的经济系的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内容可能都差不多。但是,文化与制度的多样性还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教学内容。但是,显而易见,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往往也塑造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说中国作为一种东亚模式,实际上跟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拉美国家在整体上可以算是一种模式,但是这些国家间也存在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北欧和美国都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但是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制度模式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北欧国家内部的治理模式也有差异。因此,制度的多样性也是我们中国有制度自信的理由。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都信奉“华盛顿共识”。然而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在很多国家应用以后都陷入了宏观经济紊乱。相反,中国基于自身的国情探索出了中国道路,取得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如果往深层次研究的话,其背后都有文化的要素在发挥作用。就像您刚才讲的“阴阳论”,“阴阳论”是中国文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概念,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概念,比如“知行合一”,都反映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以前很多人把“阴阳论”看作是一种玄学念。但是,房教授今天的讲座让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阴阳文化。阴阳文化实际上强调一种动态性。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过程来看,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承认变革,而且拥抱变革。比如,邓小平讲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典型,不管你是什么猫,能够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是承认变革的,而且拥抱变革,体现了发展动态性和适应性,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刚才房教授您讲“本土全球化”这一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文化是一个社会个体成员偏好的集体性特征。但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软性要素也会发生演化的。本土全球化既强调本土性,也强调动态性,这和整个制度的多样性以及制度的适应性都是有关系的。房教授的讲座从文化的视角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发展的认识,这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理解中国道路方面必须考虑文化要素的作用。


房晓辉:


“阴阳”可以运用到本土全球化研究,运用到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文化自信研究。关于文化自信我讲了价值观,价值观就跟那个表象不一样,可以再深入到别的地方,期待以后会很多很有意思的研究可以开展。



胡鞍钢:


围绕今天房教授讲的题目,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和西方之间长期以来都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但也存在信息和知识不对称性的问题。全中国有2亿多在校生在学英文,加上已毕业的累计至少5亿人,或者说将来整个中国人口有50%都在学英语、懂英文。但是美国人学中文的只有100万人左右,这还是中文正式进入美国教育系统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可以认定的外国语学习人数排名世界第二,排在西班牙语之后,但即使它要达到1000万人也是极不对称,所以仅中美双方就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中国是开放的国家,它可以向别人学习,语言是个条件。中国的这个本土的国际化、全球化过程在加快。


毛泽东在1949年就提出来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提出来中国作为学生总是向“老师”学习,发现“老师”老欺负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欺负我们,而是瞧不起我们。当然现在开始已经瞧得起了。


现在中国学术界也面临挑战。6年前的2011年建党90周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写的《人间正道》这本书,提出三个自信,我觉得是标志性的。当时提的首先是道路自信,第二是体制自信,第三是文化自信,我们在学术界是比较早提出来的。去年建党95周年,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房教授今天的讲座,为我们提高这个文化自信提供了学术支撑,我是给了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因为房教授挑战的是最权威西方学者的“洋葱模型”,提出了自己的“海洋模型”。我觉得这是很有贡献的。当然人家(指西方学者)是不是承认,那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有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学术创新就是要敢于挑战洋权威,做少数人,即使被攻击、被忽视,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个真理。



房晓辉:


补充一句,这个“海洋模型”提出来是2005年。



胡鞍钢:


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是沿着学习者、模仿者向创新者、引领者这个路子在走。但是在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领域,总体上还是属于学习者、模仿者、消化者。像林毅夫教授这样的引领者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他们缺乏学术自信,言必称希腊。我们这个团队全是讲自己的课,讲自己的书。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文化自信、学术自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思路才有可能。但是如何提供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包括学术基础呢?这恰恰是我们作为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这个政治智慧可能是中国给人类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知识。应该说房教授是一个开拓者,就要爬雪山,过草地。特别是你提到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体,其实这就是邓小平的创新,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提出来的实际上是毛泽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及《共同纲领》,建国初期,中国就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制,既不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资本主义体制。到1978年之后,特别是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阴阳结合,中西结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民主政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在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度就是我说的中产阶级民主。奥巴马说的非常清楚,他的政策就是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才能保证他得的投票数多,但是他会忽略穷人等等。恰恰中国有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习近平提出要攻坚扶贫,贫困发生率一定要在这几年下降,这在西方是不可能解决。


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中西文化融合、学习互鉴的过程。我们向西方学习,西方还没有放下架子向东方学习,它无非是妖魔化中国,特别是西方媒体。西方人只有来到中国了解了情况的人,才意识到中国确实是不得了。


我觉得房教授最大的勇气就是能在西方学术环境下挑战西方老师,挑战西方学术权威,提出这个海洋模型。也意识到西方可以解决0到1的,但是1以后会怎么样?1以后就是中国,因为它符合毛泽东说的一个简单真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也是最简单的颠覆不破的真理。


我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中国不只是中国之中国,可能更重要的是世界之中国,人类之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天下之观。这个天下之观并不是统治天下,而是向西方学习,学习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够超越西方。靠什么来学习?靠什么来超越?那就不得不回到阴阳之道,不得不回到中国古代智慧。我觉得古代的阴阳之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人类的智慧贡献。我们说“智慧层次”,如果把知识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理论性的,然后是思想性的,最高的还是智慧性的。智慧可以跨越国家,跨越时代。如果大家共同推动“阴阳之道”,就有可能在西方主导下,现在也差不多是垄断下的一花独放,有一点百花齐放的态势,至少两花齐放、三花齐放,至少让西方人能了解除了他那朵花之后还有其他的花。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智慧的“阴阳之说”,给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房教授总结是整体性、动态性、辩证性,当然我刚才也提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里面也存在主流价值观和非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客观来说,主流价值观不能与时俱进,就可能被那些所谓的非主流的与时俱进的价值观给取代。所以将来的世界,不仅只有西方主流价值观,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只有GDP,不仅有经济增长率、外部直接投资、贸易等贡献,最重要的是要贡献思想,成为未来人类的主流价值观。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南方国家迅速崛起。我们到北方国家时发现我们是非主流,但是要到亚非拉那些国家就发现我们是主流,而且还是引领者,被视为老师。他们非常羡慕中国的“五年规划”,不会因为总统选举政策就变了。


我的结论就是,两只手比一只手好,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两个市场比一个市场好等等,都是阴阳之道,它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现实说法。一个国家发展起来,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什么叫成功之道?我发现是阴阳之道,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找到一种我们称之为务实性的、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才有可能成功。


最后我们推论,企业这么做,企业成功了;社会这么做,社会成功了;国家这么做,国家成功了。因此,这个研究其实是具有基础性的。至少我们团队现在非常清楚,就是在处理中国的重大关系方面要用阴阳之道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的看,关键是全面的看,还要动态的看。这个动态基本上是“三点一线”,对历史的分析,对现实的分析,对未来的展望。它一定是动态变化的,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也使得我们必须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我们研究人口,说到生育政策,就不会固守30年前“严控论”。我们过去强调矛盾的对立方面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更多强调的是统一的方面,比如说提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化不协调因素为协调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奥秘所在。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运用阴阳之道,其实就是刚才鄢一龙讲的中道理念,持中可能是一个好结果。过度极端,不可能长久下去。



房晓辉:


谢谢胡教授的点评和解读。胡教授的很多东西我也在读,但是没有系统的读,我每次读每次都很兴奋。这次有机会能够接触,上次也详谈了五六个小时,觉得非常好,还有你的团队。


我最近在我们那儿主持的关于文化圆融的研讨会,发现很多东西用阴阳可以解释和预期。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伦理问题。如果文化学习和价值观移植没有底线,那么民族性怎么成立,民族怎么办。我想未来可以进行很多有意思的跨学科研究。


国情研究院举办跨界文化专题讲座: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房晓辉教授出席

房晓辉教授与胡鞍钢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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