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12月20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45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就“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国情、改革及全球化”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本文根据江小涓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全文共约1.7万字。

谢谢胡老师的介绍，各位现场听众还有屏幕前的听众，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晚上参加这个活动，也非常感谢胡老师和国情院给我一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要和大家说，这是我长期研究的结果，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分享。我曾经在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我研究的成果。

这六本学术专著就是我过去30年研究对外开放问题的记录，这不是为了推销书，只是为了说我真实地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大概30年时间里差不多每5年出版一本书，对外开放是我持续做研究的领域。今天我所提的观点都有实证研究、案例还有数据支撑。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个高开放度的国家；第二，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并提，为什么开放的意义如此重大；第三，目前国际国内的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第四，如何确定新的开放趋势和战略。两个讲过去，两个讲未来。

一、

中国已经是开放度较高的国家

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度比较高的国家，我们主要用一组数据跟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是进出口贸易大国，不仅数量大，而且外贸相对的重要性也非常高，这可以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体现。第二，我们是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很明显。第三，40年来开放指标明显高于增长指标，说明开放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先看一看中国开放度的问题。

1.1进出口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度依存度较高

首先，我们将对外贸易的增长在大国之间进行比较。我们之所以跟一些大国做比较，是因为中国国家特别大，我们的数字跟一些小国做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图（图1）中我们选择的是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四个经济大国。

图1. 对外贸易的增长大国比较

红色部分是中国的出口总额，从1978年我们基本看不到，只有一点点200亿美元的贸易额，然后出口逐渐增长。我们在增长，别人也在增长，但是我们增长得更快，所以到2018年中国已经是全球对外贸易量最大的国家。我们从一个极其小的出口经济体，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出口经济体。

图2. 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国比较中国相对较高

贸易依存度这个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外贸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可能比绝对数字更为重要。它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外贸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展示的是对外贸易的相对重要性。这里我们选择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德国因为有欧盟内部的贸易，所以可比性有一定问题。图（图2）中，蓝色部分是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黄色和红色分别是进口和出口各自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就是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比日本、美国都要高出不少。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开放度高的国家，不是从额度上讲的，而是从相对重要性来讲的，贸易依存度数据可以反映这样一个结果。

1.2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明显

第二，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大国。

图3. 吸收外资地位大国比较：中国位列前三位

还是刚才这四个国家的比较，红色部分表示中国（图3）。我们在1985年之前吸收直接外资是非常少的，仍然处在看不见的层级上。此后，我们吸收外资持续增长，有三年时间是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经济体，此后由于美国加大了对于外资的吸收力度，我们一直排在第二位。我们从开放初期的几千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50亿美元，40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2.1万亿美元，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

图4. 对外投资的增长和地位：大国比较中国位列前三

中国也是对外投资的大国。仍然是刚才这一组经济体的对比，红色部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额（图4）。我们的对外投资在1999年之前都在个位数量级，此后我们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是1205亿美元，增长是非常快的。我们连续7年都排在全球对外投资的前3位。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说对外投资不比吸收外资的地位更弱，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和其他大国的比较。

1.3开放指标明显高于增长指标，开放的贡献突出

第三，开放对中国增长的影响突出。我们可以看两组数据。

图5. 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组数据表明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举个例子，在我们的工业增加值中，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在2018年大概在23%左右，最高的时候2005年、2006年大概占到将近30%，我们大概有将近30%的工业产出是合资外资企业产出的。

第二个例子是涉外经济对增值税的贡献。这一贡献非常稳定，1997年后涉外经济对增值税的贡献相比对增加值的贡献低约4-5个百分点。尽管我们对外资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减免，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或者有些观点讲的，我们吸外资但外资拿走了所有东西、税收也被减免掉，其实这部分的比重大概在4-5个百分点的差距上，2018年约占税收总额的18%。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肯定是外向度比较高的，涉外经济对我们出口贡献最高的一年达到过61%，现在稳定在40-45%之间。更重要的是涉外经济结构比较好，现在占我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为53%，最高的时候达到过将近80。外资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图6. 开放指标高于增长指标

第二组数据，我们讲开放对增长的影响突出。

所有主要的开放相关指标都高于我们经济增长的指标，尽管这个指标不算是非常科学的估计，但是总体上讲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我们说我们GDP增长达到9.6%，已经是全球最好了。与此同时，我们贸易的增长是18.4%，出口的增长是18.8%，吸收外资的增长是10.7%，对外投资从有统计数据的2001年之后增加将近30%。涉外经济增长的指标均高于我们本身经济增长的指标，所以我们讲开放对增长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我们讲了以上这组数据，就是想说明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从各种指标上，和其他发达大国相比，我们还是一个开放度比较高的经济体。

二、

开放何以意义如此重大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开放对中国意义重大。我们把改革、开放一直是并行在提的，在我们重要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中把开放的位置提得非常高。

我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第一，我们开放是快速解决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的状况；第二，引进了资金，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第三，开放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特别是推动了一些国内由于各方面原因推不动的改革，在我们开放的几轮重要节点上对改革产生了本质的推动；第四，我们可以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体系之外还是在体系之内是很不一样的。

2.1尽快解决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状况

开放能够尽快解决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的情况。我80年代后期在国外访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发展经济学第一课的内容，讲的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讲，开放为数量巨大的“隐蔽型失业”劳动力寻求了“变现”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看上去似乎没有失业，但是按照农村人均拥有土地资源来看的话，边际生产力几乎是0，他们不会影响我们农村生产的产出。由于他们没有其他现代化产业的就业机会，就留在农村，这是很典型的发展经济学中讲的“隐蔽型失业”，即看不出来有失业人口，但实际上边际产出非常小。生产要素极度失衡意味着有特别富余的劳动力，由于太富余、供给太过剩，劳动就很不值钱。

如果我们能够增加短缺要素，把这些劳动力都消化掉，就可以让这些富余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去，让相对价值极低的劳动力“升值”。此外，开放能够引入现代产业。大量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进来以后，可以让劳动力进入现代生产，进入现代社会之中。以上每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的体现，体现的是人的变化。

2.1.1为什么中国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图7. 发展经济学第一课：中美要素差异

这是我到国外的时候，我的老师在黑板上手画的一个图（图7），给我特别大的启发。他说这是1985年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对比。中国占全球资金量只有5%，但是劳动力占全球25%。其实这个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算的，如果按照我们当时国内汇率来算，我们的资金量只占不到2%。而美国是什么情况呢？美国当时的资金投资能力占全球25%，但是劳动力恰好占全球5%。

中美两个国家，一个有那么多资金却没有劳动力，一个有那么多劳动力却没有资金。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在生产要素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开放匹配，然后让每一种要素都能够匹配到恰当的另一种要素呢？

经济学上讲，所有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的时候，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最高的，但当时显然不是这样的。看完这个图之后，我感觉到如果我们有办法让多余的劳动力到美国就业，把美国富余的资金拿到中国来投入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匹配都会更好一些。我们讲在要素极度失衡的时候，富余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得不到进入现代生产过程的机会，而且非常廉价。只有多种要素组合，才能开始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变，国内可以积累，但是国内单纯靠自己积累的速度会非常慢。

这个图我始终在用，我把中国自己的要素结构画了一下（图8），比刚才那张图内容更多。

图8. 我国的生产要素结构（要素禀赋）每种要素占全球的比重

一个国家生产过程要开始，这几样要素一个也少不了：要有劳动力，要有土地，要有淡水资源，要有能源，还要有投资和技术，这几项要素匹配以后才能开始现代的生产过程。图（图8）中是我们在1980年的数据，我们劳动力占全球的23%，耕地占全球的7%，淡水资源占全球的6%，石油占1.5%，投资占全球的2%不到，研发投入几乎可以不计，大概在0.5-1%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才能把各种生产要素匹配起来，让这么富余的劳动力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呢？

2.1.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出口”剩余劳动力的载体

在全球化中，尤其在当时那个阶段，劳动力的流动是最差的。为什么美国要大量进行海外投资呢？因为美国虽然资金很富余，但在国内得不到很高的回报。资金是全球化中流动性最好的要素，可以流动到任何一个缺资金的国家去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是这对劳动力来讲就非常困难，全球化中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最多。全球跨国劳动力流动就业达到过的峰值就是1个亿，而且主要在区域内贸易集团内部发生，比如欧盟。所以我们不能依靠大量劳动力到国外就业，来解决我们极度失衡的生产要素结构。

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全球化中“出口”剩余劳动力的载体。为了解决我们失衡的要素配置状况，我们就要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90年代末期，大概1997年、1998年的时候，是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顶点，大概有八千万城镇就业人口直接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和服务。

这是什么概念呢？大约三分之一的城镇工业就业人口搭载在出口面对的全球市场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原来守着一亩三分地，拿着极低的收入，没有机会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通过这样一个模式他们进入到了现代的生产过程中。

当时最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搞“三来一补”，出口企业给我们工人付的工资是在他本国所付工资的十五到二十分之一（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三十分之一都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大概可以达到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公平与否要看我们和谁比较。当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是国内各类企业中最高的，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当时的就业者都以到外资企业工作为豪，感觉找到了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对比的对象一定要恰当。

如果不开放，无法实现高密度的就业。有观点讲，即使不开放只要增长就有就业，其实那是做不到的。

图9. 如果不开放，达不到高密度就业

我们出口的产品都是最最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张图（图9）反映了各行业每单位劳动力匹配的净资产量，即最经典的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量出口的服装、鞋帽、文教用品、家具制造、仪器仪表、纺织业，就是劳动最密集的产业，特别准确地匹配了我们的要素特点。这条红线是我们当时那一年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人均净资产，大概是12万元。我们出口的行业中，越是劳动密集的，越是需要资金量少的，出口量越大。

红线下面是我们大量进口的行业，包括化学原料与制品、医药制造、化学纤维、石化行业，这些行业都是非常高资金密集度的，平均高出我们人均净资产三四倍以上。如果我们在国内发展这些行业，既不能用较多劳动力，还要用我们大量最紧缺的资金，配置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只有开放。如果我们不出口的话，在国内是不可能把这样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消化掉的。全球配置以后，我们可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把原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吸引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

2.1.3增加短缺要素让相对价值极低的劳动力“升值”

经典的早期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企业，几乎都是一个工厂看进去都是人，其他东西很少。

图10. 本世纪初最初一批吸收外资的服务业企业

这张图片（图10）来自本世纪初最初一批吸收外资的服务业企业，我们可以看到，每盏灯下坐着一个人，人均1.6平方米，用一点电，没有任何的污染。这是纯粹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是中国最初吸收外资最多的服务业。这个企业曾经面临过很大的争论。

当时企业老板说，“我为什么到中国来呢，是因为我到中国雇的员工工资是我在国外员工的二十五分之一，而且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他们都想多些收入、愿意加班，所以我很愿意来中国”。这在当时引起国内哗然，说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剥削中国的员工。

那么这些员工是什么情况呢？从当地农村招工，农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如果来这家企业的话，初中毕业后大概训练一个月就可以上岗，不加班的最低工资是450元，稍微加班就是一个月六七百元，这样工人一年的工资是原来在农村收入的5-7倍。

当时这个企业引起了一些争议，去看、去问的人很多，然后这些员工就很生气说，“我们想多挣点，我们这个活挺好的，我们不想回到地里面去风吹日晒，你们就再别折腾了，让我们把这个活好好干下去”。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问题。

2.1.4引进现代产业让劳动力进入现代社会

经过我们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特别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之后，我们原来的要素结构在迅速改变。从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在当时情况下，我们想用可怜的一点资金把这么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生产中间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发展少用钱、多用人的产业。在生产要素中，地、水、能源是资源禀赋，是很难变的，在后面多年中比重是稳定的。劳动力在很长时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随着我们独生子女政策见效，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占全球比重已经降到20%了。

什么在增加呢？我们的投资比重在增加，我们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全球比重从开始很低的2%，到5%、7%、13%，现在已经超过26%，中国现在是一个相对来讲资金富裕的国家。在我们的所有要素中，劳动力占比20%，资金占比26%，而且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全球的22%。这一比重变化是非常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经济高速成长，实现自己的积累；一方面我们靠吸引外资和技术，大量吸纳劳动力形成了现代产业，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图11. 大量引进和国内积累开放加速要素结构改变

要素结构变化以后，企业随之升级。我原来在社科院做研究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企业，很多企业我每隔几年过去看一次。

有一个企业在我最早去看的时候，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妹坐在那里完全手工操作。然后，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开始搞点非常简陋的自动化设备。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外企业做不下去，就把最高精的、表芯级的笔尖设备卖给了这家企业。对这家企业来说，一方面技术上去了，另一方面需求上去了，最重要的是再像以前那样大量使用劳动力根本用不起，企业培养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和能力。所以随着要素结构的变化，其实企业、产业是随之升级的。

接下来的例子是关于服务业的升级。

图12. 要素结构变化，企业随之升级

图（图12）中是这个世纪初的劳动密集型数码企业，企业从事非常简单的表单统计业务。到2008年，这仍是我们最经典的服务业。去年我去苏州看，苏州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好的一个地方，它是全球最大的会计和采购中心，和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同类中心已经没有差别了。随着人的成长、劳动力的成长和成本的上升，一切都在变化。

多少年开放中，我们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解决我们要素结构极度失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到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劳动力全球就业的载体，是原来收入很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现代产业提高收入的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在过去40年的开放中做到了这一点。

2.2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第二，我们讲讲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里我们稍微往回走一点。今天我们讲对外开放70年，70年中间我们理解最不够的或者误解最大的是对前30年发展模式的理解。对于前30年，我们总是说一方面我们闭关锁国、排斥外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现代产业。为什么后40年不行？回答这个问题一定不能走极端，一定要看看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2.2.1建国前30年的技术引进

用一句话来定位前30年，就是在大规模引进基础上建立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50年代有“156项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系列工程引进。看起来好像在这之后我们就没有引进了，这是不符合现实的：60年代我们继续引进；70年代初期一旦外部环境允许，引进热情高涨，当时被称为“洋跃进”；真正对实践有一点影响的观点就是“文革”期间。

156项工程是什么概念呢？这一系列工程遍布工业部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经济发展规划的核心部分。这其中包括我们从来没有的7大现代产业部门，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联合企业、大型煤矿、大型炼油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大型水力火力发电站、电气技术和无线电技术企业等，其中有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三大化工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重型机器制造厂等。我们现在熟知的一汽几化、三大化工、哈尔滨电机，还有西安一系列电力设备制造厂，都是在“一五时期”我们通过开放引进过来的。

那么它在生产中占什么比重呢？我们在“一五期间”生产的新产品至少80%以上，完全是由引进的设备图纸和原型来生产的，那个时候引进的重要性比我们现在更要重得多到1956年底，我国机械工业制造了几千种新产品，其中绝大多数是仿照前苏联东欧国家提供的图样制成的，1957年发展的400多种新产品中，有300多种是仿制品。

看几个“一五”引进的项目，第一炉铁合金的诞生地吉铁一分厂、武钢、太化氯碱厂、江西南昌国营洪都机械厂，是我们引进的重点，当时在引进的基础上造过飞机。似乎这些引进好像只在“一五”期间，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以后，我们就努力自力更生。

实际上，此后我们又开始从发达国家引进了。有些是直接引进，有些是通过第三方引进。我们现在的很多传统友好国家，就是当时我们引进的跳板。

1962年我们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纶设备，建立了现代的化学纤维生产行业。1963年到1966年，我们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引进聚乙烯成套设备、化肥生产设备、石油加工联合装置成套设备、化工生产的成套设备及合金钢冶炼、特种钢材轧制技术等。我们引进了很多设备，当时最主要的引进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后农业生产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大量化肥生产设备被引进来。此外，还有化工生产设备，大量钢铁、冶金行业设备，以及最重要的建筑材料和重型设备，建立起了若干原来几乎空白的现代化大规模制造能力。

截止到这个时期，我们都是从欧洲一些国家引进，主要是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和更多国家打交道。

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与美国、日本和更多国家关系正常化，迫不及待就开始了再一轮的大规模引进。1973年提出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即“四三”方案，之后追加51.4亿美元。包括：十三套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四套大型化纤设备、三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三个大电站、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制造设备和贝斯发动机项目。其中，武钢一米七轧机我们的《人民日报》头条现在还可以查到。

怎么看它的重要性呢？这个阶段引进所需资金，占全部建设项目投资的五分之一。此前、此后包括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再达到过引进设备占我们全部投资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规模。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对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的需求有多么迫切，对它重要性的理解是多么到位，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关于前30年我们还是要再说一遍，闭关锁国的帽子不符合前30的实践，不是主流的指导思想。当时的国际环境存在制约，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涉及几千个项目的“巴统协议”，西方国家签定协议不准向中国出口稍微技术先进一点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只能转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来引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被迫的选择，而不是我们有偏见，要排斥跟谁打交道。国际环境的制约和一个非常有偏见的国际环境，使得我们产生了有“偏向”的开放政策，我们一定要理解这前30年。

2.2.2后40年的资金与技术引进

最近40年的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我们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外资作为资金来源的地位先升后降，二是伴随外资的技术引进水平是渐次提升的。

图13.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明显减弱

90年代中期是外资占我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最高的时候，比重大概占14%。现在尽管外资本身还是在增长，但是占国内投资的比重现在变得非常少，仅有1%到2%。我们投资总计五六十万亿，外资进来一千多亿，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随着中国自己的资金积累和资金能力上升，外资作为资金来源的影响明显在减弱。

外资在早期没有引进太多先进技术。一个有名的例子太平手袋厂，是我们首批加工贸易企业之一，也是我们合资企业的一个经典。当时太平手袋厂弄了几台现在看上去没有办法看的工业缝纫机，再根据来料来样加工手袋出口。到9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从事一些中低档的、装配性的加工制造业，也就是零部件进来、我们装配出口。所以在90年代中期有一场声音非常大的争论，说外资企业没有引进先进的技术，而是用很低的工资使用了我们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赚，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2001-2003年，我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一家一家去了7个地方的127家跨国公司。我们想考察这127家跨国公司到底有没有引进先进技术？我们发现，其中42%的企业引进了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45%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只有13%引进了一般的技术。调研做好是要花心思的。最初去问的时候，每一家企业都告诉你，我引进的是最好的技术，可是你回来找技术专家或者同类企业问，实际上他可能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对我们这种企业技术的外行来讲，对技术先进性评价本身就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后来我们借鉴国外调研的方法，不要企业的评价，而是这样定义：在母公司使用三年以内的技术拿到中国来用，就叫最先进的技术；超过三年但是跨国公司在本土继续在用的技术，就叫比较先进的技术；如果是把母公司已经不用的技术淘汰了拿到中国来，就叫一般技术。这样我们大概划了一个档次出来，看下来以后，大概42%和45%的企业引进了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

在那个时候，跨国公司转移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原因其实不是国内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技术转移的问题怎么强迫他呢？我去年到美国去，我问很多人怎如何存在强迫的技术转移，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吗？我在美国走了7个地方、很多企业、4个智库，没有一个人回答我这个问题，谁也答不出来。技术转移是一个交易和谈判的过程，外资企业考虑是否拿出最先进的技术，而我们考虑怎么给企业算股份、怎么算回报、怎么给企业托底。这是一个交易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强迫谁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

企业为什么会转移技术呢？转移的原因是竞争。

1992年之前，跨国公司很少来华，都是以香港、东南亚为基地，以海外华人为主的中小型项目。南巡以后，跨国公司预测中国会有高速发展，跨国公司迅速进入。

到2000年，500强中的339家已经在中国有投资，其余几家也在随后两三年内几乎全部在中国有投资了。他在中国市场上面临的竞争者不是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而是其他的跨国公司，不拿出先进的技术在中国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力的。

从1999年到2014年，九大汽车集团全部在中国投资，而且投资不止一个项目。所以他们拿最新的车型、最好的技术、相对可竞争的价格来吸引中国消费者，这是竞争的需求。

很难想象我们对汽车集团要求一定要把新发的车型拿到中国来，我们用什么办法里来强迫人家？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形成竞争以后，不转移先进技术，他就无法在中国市场存活。跨国公司自己也说，不把我最新的东西拿进来，我在中国市场上没有办法竞争了，这才是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最根本的原因。

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新品首发在中国。因为中国市场竞争最激烈，消费者最喜欢新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把新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使用，引进的几乎都是最先进的产品。

以上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外资资金的问题。外资作为资金本身数量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外资引进技术的档次是在持续提升的。

2.3开放推动体制改革

开放从四个方面推动了体制改革。第一，开放创造了新的体制需求，不开放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在中国能够运转，运转产生新的需求；第二，开放提供了新的体制供给，我们可以看一看别人怎么做；第三，开放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一个更长久的变化；第四，开放加大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四个方面的作用都非常突破和明显。

2.3.1开放创造新的体制需求

开放创造新的体制需求是从特区开始的。市场特区建立，允许外商投资，建立出口企业来生产，这时商品市场有了、要素市场有了、劳动力市场有了，那么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等市场经济中需要的体制因素必须跟上去，市场经济体制框必须形成和发展。

我们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计划方式管理外商投资的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企业，自然在特区就需要跟上一套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使特区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邓小平同志讲，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批示是非常有名的。

2.3.2开放提供新的体制供给

开放提供了新的体制供给。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作很多国家已经实践了多年，对外开放我们能够学习和借鉴，不必从头开始试错。比较典型就是我们入世的时候中央、地区修改了将近三千项法规和文件。在“入世”过程中，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减少审批、企业改革等理念逐步形成、加快推进。

图14.  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

这张图片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以后履行的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建设，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

2.3.3开放推动法律制度建设

开放推动法律制度的建设。我国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法律制度建立，是从制定吸收外资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开始的。

从1981年开始制定到1991年底，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涉外经济法规就超过200多个。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引入了市场经济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是我国随后的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先导和启蒙。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盗版软件问题。最早我们到中关村去装电脑，他会给我们随便偷偷把软件装上去。在入世中我们承诺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政府非常认真地要求政府机关首先实现软件正版化，一台台机器去查，先带头不要再去搞盗版，为社会做出一个贡献。这是我们开放中受到理念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开放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设。

2.3.4开放加大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创新

开放加大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创新。我们国内民营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从开始就非常适应市场竞争。但是有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原有体制和跨国公司在技术、资金、特别是体制机制上的灵活度很难匹配，改革过程中面临存量调整，有很多制约因素。很多跨国公司在90年代中期进入以后，真正地促进了国有企业行为的变化和改革，但是在最初冲击是非常大的。

1992年，特别是1995年以后，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受到外商投资企业冲击，经营很困难。国内企业受到外资企业打压，报纸的通栏标题说，“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冲垮中国一个行业”，确实有这样的实际情况发生。当时各方面呼声很高，直达高层，再继续引进外资，中国企业特别是排头兵企业就将全军覆没。当时出过政策，要求各行业排头兵前三位是不能合资的，要保留我们中国企业骨干的力量，可见冲击有多大。

在1997年10月份，我收到一个指示,要去调研外资问题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怎么看这个问题。这里举的例子是我们的洗涤用品行业，这个行业很经典，有全军覆没的案例。

90年代初中期，全球洗涤用品有四大跨国巨头，宝洁、联合利华、汉高和日本花王大规模进入到中国，现在中国市场上我们高端洗发水很多还是这几个品牌的。从1993年到1996年，中国洗涤用品15个排头兵企业全部合资而且全部外方控股。控股后外资采取的战略都比较一致，都是先控股，然后把当时市场上最流行的品牌，当时有熊猫、白猫、沙市活力28，不再给这些大品牌做宣传。外资转而用我们国内原来品牌销售赚的钱拿来给他们的企业做巨额广告，几年之间把这个替换过程完成，让我们的品牌效应消失掉，让他们的品牌发展起来。尽管他们品牌同类产品的价格比我们国内大概高40-60%，但是他们广告做得很好。

年龄稍微大点的人应该记得，那时候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也就是《新闻联播》播完《天气预报》之前中间那个广告。广告里孩子打篮球回来衣服脏了，他妈妈把衣服泡在水里，又搓又洗一看污渍还在。于是妈妈又试了广告里的洗衣液，倒进去然后泡一泡，一甩拿起来什么污渍就都没有了。这个广告做了很多年，我就不相信。我把这两个品牌自己去泡了一次，广告那个是要好一点，但是绝没有那么好，而且价格更高。当时联合利华一家全球销售额240亿美金，中国所有洗涤用品行业50家加起来只是他的九分之一。

这样的企业我们能拼得过吗？我们就从洗涤用品行业切入，做了一个调研。当时中国洗涤用品行业的15个排头兵企业，我们一家一家都去看过。当时上海制造厂被利华拿掉了，北京日化二厂被宝洁拿走，沙市活力28，沙市活力用品被德国奔腾公司拿走，这些企业全部被合资掉了。

2000年我再次调研洗衣粉年产量最大的10家企业，其中6家是新的国内企业。从1993年到2000年仅7年时间，国内企业竞争以后再次崛起。我们刚才讲，一些传统知名品牌在被外资合并后不做广告，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影响在消失、在降低，外资企业想做宣传的自家产品，但价格难以被接受，于是腾出了一个市场空间。2000年时，成长起来的南风、全力和纳爱斯这几家都是后起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他们直觉非常灵敏，照样做广告，广告也做得非常好看。很快用平价的价格、很好的广告、非常好的营销手段，两三年的时间把市场拿回来了。

后面几年发生了情况？跨国公司发现市场价格降下来了，自己的产品卖高价玩不转了，然后开始降价。

我从1998年一直到2007年，我坚持在超市买7种品牌的洗衣剂，眼看着外资品牌的第三代产品，400克产品价格从9块多掉到7块、6块。虽然物价在上涨，但是为了竞争，外资洗衣粉的价格掉到跟我们国内同档次产品基本一致的价格水平，然后他们又开始占领市场份额。

总的来讲，这场仗国内企业没有打输，国内企业绝对不是不堪一击。如果没有跨国公司的冲击，企业有很多地方难以改变。我觉得冲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是环保。原来我们的洗涤用品是非常高污染的行业，很难进车间里面去；但是跨国公司的企业进车间一看，我们几乎不知道他是生产洗涤用品的行业，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这次冲击整个把环保给改变了，带来很多东西。

2.4参与全球分工体系

我们开放以后可以参加全球分工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加速。为什么我们能够那么快地有出口，有外商吸引和投资呢？是因为大背景是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分工体系迅速扩展和深入，引进外资其实就是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去。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我们没有能力挤到这样的产业链中去。引进外资，就是加入其中，能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位置，分享全球生产的益处。参与这个过程能够和全球主流产品和技术相关联，可以知晓和学习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参加全球分工体系的另一个好处。

2.4.1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

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怎么算？这是当时吵得一塌糊涂的事情。

有人说我们出口一部车在国际市场上卖1万美元，我们只能拿到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一，2000美元都不到，只赚那么一点钱，其中利润更少。也有人说，那时候我们出口一部摩托罗拉的模拟制式手机，只能拿到销售收入的七分之一，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我们出口多少千万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等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有人在讲，特别有些经济学者在用这个数字，听上去是很心痛的。

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是什么概念呢？起码的理念是一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完成。中国干什么呢？中国往往在做最后的加工装配环节。产品是价值链上大家一起做的，虽然是从我们手上卖出来的，但卖东西的收益应该大家一起来分，这是最简单的常识。

举个例子，一个手机卖了200美元，最后我们只得了200元人民币，可我们也只是最后把零件装了一下。产品是从我们这出口的，出口额确实是200美金，但是我们要分给芯片、分给屏幕以及更多的制造商，分完以后我们能拿到的确实就是一点点。

再举一个例子，一辆福特车由17个国家共同生产，我们中国做了天窗、玻璃、制动钳、安全带、电子控制系统、总泵助力器、减振橡胶件、组装了整车。车从我们这里销售到国际市场上，出口一台车卖一万美金，最后我们只拿一两千美元。但这是大家一起生产的，也要大家一起分配，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也一样，也不能获得生产一架飞机的全部收益，一半以上由国外公司获得。787梦幻客机是在美国生产比例最高的客机，是美国化程度最高的产品。一架787客机大概13个国家一起在生产，全球一起生产，全球一起分配。

用比较专业的话来说，分析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一定要区别增加值和出口额。出口额是销售收入的概念，既包含在我国国内新创造的增加值，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即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其中只有增加值计入我们的GDP之中，而转移价值的部分与我们的投入无关，是不计入我们GDP中的。

三、

国内国际环境变化

接下来我们看看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环境的变化主要是要素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竞争力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于全球化内在的推动力减弱，各国都在延伸产业链，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明。此外，数字和网络技术助力服务全球化，成为新的积极推动因素。

3.1国内环境变化

国内环境变化还看生产要素结构改变这张图（图18）。

图15. 国内环境变化：生产要素结构改变

我们刚才讲了1980年的结构，这是我们现在的结构。我们劳动力已经不那么有优势了，虽然数量还不少，但是在全球的相对比重是下降的。技术和资金已经变成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因素了。

未来我们在劳动力、耕地、淡水、石油四个部分的占比基本不会增加了，但我们在投资和研发这两部分还会继续上涨。将来中国会变成一个要素结构倒过来的国家，这一部分怎么解决呢？我们为什么要进口那么多大豆呢？进口大豆就是进口土地。这和出口劳动力是一样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出口劳动力；进口富含自然资源的产品，就是进口自然资源；进口土地密度高的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土地可以拿来做很多用途，如果一定要在这里生产大豆的话，要素配置是非常昂贵的，没有实现最高效率的使用。

国内环境根本性的变化，在于生产要素结构和四十年前比有本质性的改变，产业竞争力也发生改变。一方面资本和技术能力极大提升。全球四分之一的投资总额、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投资在中国，全球研发投入的22%在中国。大部分产业技术已达世界先进和较为先进的水平。我们讲跟跑、领跑和并跑，现在并跑是大多数，领跑和跟跑相对是较少数。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减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劳动成本也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3.2国际环境变化

国际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呢？

全球化的产业基础在发生变化。一是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好像触及到天花板。二是自动化、智能化使发达国家提出回流和再工业化具备可能性。三是发展中东道国的本地化努力抑制了全球化继续发展。东道国原来只生产1个零部件，现在想生产3个零部件、想制造发动机、想生产整车，想把原来全球分工的产业链更多转移到自己国家，最后会降低全球化的程度。

全球价值链增长明显放缓。1980年到2000年是一个高速全球分工的阶段，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也就是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是那个阶段国际贸易增长的主要部分。全球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1980年只占三分之一，2000年占到将近70%。此后速度一直在放慢，从2000年到2010年只提高了5%，2016年和2010年相比甚至有所回缩。这是一个基本的产业面变化。制造业全球分工从技术和成本角度看似乎达到了均衡稳定状况，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制造业中，只有可切割和加工装配型制造业可以全球分工。我们可以把零件拆开然后在另一个国家装配起来。我们可以把一盏灯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制造，还可以把灯罩和灯盒放到两个国家制造。但是很难想象再细分，把一个灯头的玻璃罩、灯丝、螺丝帽再去分割，最后由一个国家拧一把来组装。这种分割一定有远距离来回运输的成本，分割的合理性会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几种车型，80年代大概海外制造国家有7家，到2010年有36个，而到现在也只有37家。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例如手机行业，一个苹果手机拆开来有200种零部件，价值链上至少有6个国家，很难想象这些零部件还会再拆分。拆分是有成本和收益比较的，所以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分解趋于停滞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变化。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回流和再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使得人工成本占比下降。综合考虑下来，有越来越多在中国生产、对北美出口的产品，已经没有竞争优势。

我们国内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到底合算不合算？我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大概是美国工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是中国工人的4-8倍，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非常好。企业就不值当在中国生产、往美国出口了，所以就大量在北美生产。

此外，发展中东道国努力延伸本国产业链。初始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一小部分的国家，随着本土产业配套能力延伸、生产技术提升和人才成长，努力拓展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争取在本土构建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例如，最开始我们制造手机壳，然后我们想制造手机里面的零件，最后我们还要制造手机的芯片，实际上是全球化回缩。所有后起国家都有生产完整产品的愿望，这种让分工体系回缩到本土的正当努力，导致全球分工体系一部分转为本土体系。

上述因素是导致国际贸易投资增长势头趋缓的产业基础。

过去10年中，实际上全球化在减速，全球和中国的贸易增速、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均有所下降，背后就是全球化分工触及天花板。发达国家上岸和发展中国家本地化的努力，使得全球产业链基本面发生变化。

3.3网络与数字技术助力服务全球化

长久以来，服务业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产业。服务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不能错时、不能错位，不可远距离贸易。互联网时代以后，服务从“同时同地”变成了“网络抵达之处”。今天我们的讲座就有网络转播，可以连通全球。在线软件、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文学作品、音乐、游戏、文化与体育视频等，都变成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凡是可以在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都是规模效益极大、边际成本极小的，对服务的可贸易性带来本质变化。

在服务全球化方面，我国有明显优势。我国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小众产品就能够具有商业价值，可能成为很好的商业模式。

有1%的人感兴趣就有一千万人，这在小国完全是很难想象的。有时发布一个视频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一个亿的观看和点击量。仅仅为老年人提供广场舞服的，就有6个网站融资在1亿美金以上。数字服务业在国内市场就足以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双重力量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光明网同步直播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

四、

中国对外开放趋势变化与战略调整

对应国际国内的基本面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发生趋势变化和战略调整，主要包括如下趋势。第一，我们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第二，我们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的开放。第三，我们从政策性的开放转向制度性的开放，这也是我们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

4.1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主要参与垂直国际分工。我们劳动力相对便宜，就出口出口劳动密集的中低档次产品；我们缺资金、缺技术，就进口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目前，我们进入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球化阶段。

水平分工指贸易各国生产同质、同水平的产品，出口水平相近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当代全球化的主流形态。双方品质和技术相当，但外观设计、特定品质、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了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它反映了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和分工细化的竞争力。

90年代初期，我们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我们生产很多鞋帽出口，是纯粹劳动密集型；进口很多高端电子产品，比如模拟制式手机。我们给摩托罗生产零部件，生产这个行业里低端的产品，而外国企业可以进行高端产品的出口。

现在，我们形成了参与水平分工的产业基础。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出口盾构机，出口风电的叶片，出口高附加值冷轧薄板。我们的移动支付打遍全球，到哪里都能够使用我们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我们和国外同类产品、同样架次、同时上市，国外人也买我们的华为，我们不少人也用苹果，是高质量产品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消费者偏好有一点差别。

4.2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的开放

长期以来，我们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面对的政策条件各有优劣，特别是为了吸引外资企业，我们长期有很多优惠政策。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与国情是匹配的。

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促进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一，在进口和出口之间保持中性。我们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土地、水、能源等各种短缺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两者同等重要。

第二，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和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对外投资呢？当一个国家资金比较宽裕时，在国内配置的收益会下降，不如在缺乏资金的国家投资回报高。

第三，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原来我们常说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所以给予更多优惠。但是现在国内企业同样优秀，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如果我们无法区别在两者之间哪种倾向对我们更有利，我们就把它交给市场配置，这样至少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4.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过去40年，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我们用不同的政策引导开放过程。我们从特区开始，然后从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不同的政策实现逐步开放。

四中全会指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要致力于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学习借鉴，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性开放体制。

4.4一些新的挑战与风险

我们开放中面对过很多挑战，中国企业很伟大，我们的宏观调控也非常匹配，一步一步克服了困难和挑战。不可避免，今后我们也还会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特定服务领域开放的风险问题。例如金融业开放可能产生金融稳定问题，一定要管控好。再如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涉涉及文化认同、社会舆情、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少国家对文化相关特定领域的开放有更严格的要求。

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从母国和东道国两方面看，抵制服务全球化的力量都强于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进程必然有起伏，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

第二，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无论母国还是东道国，抵制服务业全球化的力量均强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有起伏，将来我们的数字和网络相关服务业走向全球一定会碰到诸多问题，我们国内对服务业开放也会有不同声音。我们一定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不要碰到小的问题就拉到大的判断上去。

第三，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问题。从长期看，中国未来对外投资会多于引进外资。国际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外投资的风险不可忽视。未来需要政府更多在投资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小结

回望中国对外开放70年特别是近40年的历程，我对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和规律性谈一点体会。

中国开放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从最早在沿海地区“三来一补”、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逐步从地域和行业上一步步渐进式开放，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点。

我们同样要看到，中国开放道路也是独特性与规律性并存的过程。从规律性来看，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趋势和基础性变化，我们都相继出现。预测未来5年、10年我们大概会怎样，是对最基本规律的理解。

因此，我们要全面解读中国开放道路的特点：立足国情和尊重规律相统一，竞争强度与产业承受力相匹配，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谢谢大家！

讲坛现场

英文编辑｜王其珍 王弘书  摄影｜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