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给安排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汇报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希望这个讲座过后我们的研究能够受到一定的关注。因为我感觉我们有一些研究结果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我先做一个开场白。我想接着上一次鄢一龙老师的题目，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计划经济给西方经济学建模工作的启发。200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在纪念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表五十周年的组会上，这个故事是我听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索罗（RobertSolow）亲自讲的。他说，关于他的增长模型的解释，受到过中国五年计划的启发。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在剑桥做过访问，那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左翼经济学家在剑桥，人们叫她罗宾逊夫人，是非常有名的左派。两人经常因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发生争论，比如关于资本的定义问题。索罗有一次碰到她，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毛主席问你把投资率从国民收入的20%，提高到23%，会有什么结果。随后，罗宾逊夫人在索罗一再的追问下回答说，如果假设资本和产出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果。索罗教授对罗宾逊夫人的这个回答很高兴，因为她终于也不得不承认，当面对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她也只好考虑资本和产出可以有一个比例关系了。这个回答使索罗感到，他1956年发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现实的抽象是讲得通的，后来这个模型还在1987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故事提一下是想说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者是受到过计划经济思想影响的，而中国的故事也对西方学者的建模工作有所启发。其实索罗正式提到计划经济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系是在2001年，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的研讨会上。他在会上正式提到，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为蓝本的。他提到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往回追溯，计划经济思想对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影响还要更早些。比如1936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我认为这个模型为后来于1954年发表的现代竞争市场模型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说，计划经济模型和市场经济模型，实际上都是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为出发点来建立的。

那么回顾这段历史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其实是说市场经济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和市场定价，可以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即研究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通过国有企业、计划定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通过私有企业、市场定价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论是古典经济思想，即亚当斯密的思想，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关心的问题，都是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方法，求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流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估计这个说法有不少同学可能觉得比较陌生，所以这个开场白还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分四个部分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以雷默-胡鞍钢推论为题，第二部分讨论一下林毅夫-温铁军悖论，第三部分讲戈登悖论，第四部分探讨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一、“雷默-胡鞍钢推论”：

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

第一部分我以“雷默-胡鞍钢”推论为题，介绍我们在对西方文献梳理过程当中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193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型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思想自1928年前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是胡鞍钢老师在他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里面提到的。“莫斯科宣言”在这本书里面，被胡老师称之为“莫斯科共识”。后面我会进一步说明，胡老师的这个提法对我们认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是非常重要的。而前苏联解体前后，基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国家开始流行。通过比较这两种所谓的共识，在企业所有制、市场结构、定价机制、公司治理和政府角色等方面的异同，我们认为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综合汲取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合理成分，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美国学者雷默称之为“北京共识”是当之无愧的。

胡老师提到的“莫斯科共识”在经济制度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国有企业。而“华盛顿共识”有三个主要方面，即经济市场化、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1990年由英国学者正式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前，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荐过。“北京共识”是由美国学者雷默通过比较中国改革实践和“华盛顿共识”的异同在200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当时在清华访问，通过与中国学者包括跟胡老师的交流，启发了他写《北京共识》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刻画的“北京共识”的几个方面，包括艰苦努力、创新、实验、渐进式的改革、既有理想又尊重现实，以及捍卫国家主权。

我认为“雷默-胡鞍钢”推论可以为澄清“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用的政策讨论平台。关于这一点，我确实看了很多资料，我感觉胡老师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把“华盛顿共识”补齐以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框架，即“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这样一个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西方文献错误地把两个共识之间解释成“非此即彼”的关系。大家可以在网上用“北京共识”作为主题词搜索一下有关的文章，特别是西方国家学者的文章，他们有时候对“北京共识”误会非常大，往往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对立起来。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所谓“华盛顿共识”对现代市场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解释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它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这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说，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相容。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雷默-胡鞍钢推论”的政策和理论背景，这里涉及几个相关的逻辑链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867-1894年之间出版的，《十月革命》是1917年爆发的，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而兰格的所谓“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发表于1936年，然后西方的竞争市场模型（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发表于1954年。我们把这些时间点连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传统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发展路径。“雷默-胡鞍钢推论”的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对应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实际上，读懂这些东西，背后需要很多的数学。并且证明这样一个路径的合理性，如有同学喜欢数理经济学，也可以做一些数学推导。这对我们进一步发展主流经济学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西方主流文献忽视了竞争市场理论与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导致了上面这些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为人们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莫斯科共识”的同时，胡老师建议采用“中国之路”的提法。胡老师指出，“中国之路”根本不同于“莫斯科共识”，但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共识，吸收了合理之处，排除了不合理之处。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综合了以莫斯科共识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想和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合理因素，为在两者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林毅夫-温铁军悖论”：

“华盛顿共识”——一个历史的误会

第二部分我们介绍“林毅夫-温铁军悖论”，并试图用“雷默—胡鞍钢推论”来回答这个悖论。我们在这里面也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华盛顿共识”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除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发展外，还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最近这两天好像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华盛顿共识”兴起的19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强化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人为地割裂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错误地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们需要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其实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由于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西方文献使得主流经济学变成了神学，用主流经济学来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校里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经济学教学日益脱离实际，晦涩难懂，导致相关学术界“反智力主义”，“不可知论”盛行。而且这股风似乎也刮到国内来了。有时候讨论问题时，会有人莫名其妙地说，经济学不是科学，不用讨论了，再怎么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答案。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对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扬“学术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那么试想如果这一套东西是由中国的主流学者大肆提倡，那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林毅夫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讲话，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在其他转型中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就没有像中国这么成功呢？当然答案可以有很多，而我们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之所以不成功，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即“华盛顿共识”强化了西方文献里面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在冷战时期确实是一个误会。冷战时期一般是这样定位社会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就等于计划经济加国有企业，而资本主义就等于市场经济加私有企业。这两个定义当时的确是符合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实际情况的。所以东西方当时都接受这样的定义。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注意到，特别是把中国的案例加进来的话，我们发现实际上私有企业加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一个最好懂的例子就是小农经济，我们可以把小农看成是农业的私有企业，比如假设耕者有其田的话，而且又是市场经济，但是小农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就是说，古代农业不可能是资本主义。

“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从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所以“华盛顿共识”在延续西方学界对竞争市场理论的历史误会方面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进一步的思想逻辑混乱。这个问题需要反复强调，就是说华盛顿共识的错误，可以说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一起严重的国际公共知识安全事故。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这个错误的概念，被用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就会制定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公共政策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这个研究发现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向学界介绍，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呢？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是国际上都在教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它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第一，竞争性行业里要有许多的小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很像“耕者有其田”，只不过它是工业经济，所以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小企业。第二，市场决定价格，就是所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单个企业是无法影响价格的。第三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去查一下西方的教科书，它是说在垄断性行业，政府一定要干预。即首先政府要监管，监管不过来的话就把它收归国有。这是标准的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

为了看清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对现代经济学的误解，我们需要把现代经济学本身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分开来看，即经济学本身是一回事，西方文献对它的误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的错误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模型当成了资本主义模型。其实现在流行的理论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我们从市场经济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来，这样定义市场经济，目的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行得通的话，社会福利就能够达到最大化。那么社会福利是怎么定义的呢？社会福利是每个人的福利的叠加，即经济体中每个个体福利的算术加总。所以说，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模型，实际上是理想化的。有人管它叫乌托邦模型。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乌托邦模型，这个应该讲得通。或者叫真空市场模型。它的主要用途之一，并不是说，要原封不动地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而是说把这种所谓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标准。然后计划工作者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到实际当中去收集数据之后，看看离这个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差距有多大，社会福利损失是多少。所以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帮助政府部门对实际的经济运行绩效，根据相关理论做出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评估。

由于现实中纯粹竞争市场的条件很难满足，就像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样，现代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一系列的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如何进行干预的措施，包括反垄断法、国有企业、政府定价、产业政策等等。就是说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现实中间有很大的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把现实中的经济运行往更有效的市场经济方向去引领，做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可以有中国模式，美国模式，或者印度模式。另外，根据这个市场经济的定义，它的市场结构不一定是稳定的。就是说，即便你向这个方向运动了，市场价格由市场决定了，但决定过一次，不一定说这个均衡价格就可以稳定到永远。因为市场结构有可能会变化，比如市场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垄断。一旦出现了垄断的局面，市场就失效了，就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了。

市场结构的稳定性可能导致了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193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型当中假设企业都应该是国有的，然后市场价格是通过计划部门来计算决定的。他可能认为这样的话，市场结构就会比较稳定。而市场结构稳定以后，市场的均衡价格就会比较稳定。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计划经济，它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国企的激励机制不足，第二就是说计划部门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来算出真实的市场价格。不管怎么说这个模型实践的结果是失败的，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台湾1949年以后的土改提供了市场经济可以具备稳定性的一个案例，但是这个稳定性是由政府提供的。台湾1949年土改的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跟大陆当时实行的土改是一样的。这样，在农业当中，家家都可以看作是小企业，价格由市场决定。但这个过程是要由政府干预的，比如政府发起了强制性的土改。土改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有375减租；第二步“公地放领”，就是把日本人走时留下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第三步向地主征地，采取赎买的政策，然后再把地分给农民，并规定土改后不允许土地买卖，有效杜绝了土地再次集中的可能。这样就把市场结构稳定下来了，保证市场结构是竞争型的。几十年后回忆起来，大家都觉得台湾土改是成功的。由于土地不允许买卖，农业剩余不是被用来兼并土地，而是被投入到了工商业。据说这也为台湾的工业化和后来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一个相反案例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当时把国企的股份平均分给了职工。因为有很多职工拿到股份不知道有什么用，而还有一些有心人大量地以低价收购职工拿到的股份，最后就形成了对企业的控制甚至占有。这样，最后就造成了私人资本的垄断。有一些工人也失业了，因为企业私有化以后需要重组裁员之类的。据说现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遗症还很严重，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这个案例是很不成功的。

下面讲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案例，大家知道这是非常成功的。国内竞争性行业主要为民营小企业，市场定价为主，中央文件也提到，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垄断性的行业多数都为国有企业，有为政府，全世界都是公认的，非常成功。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到了所谓五六七八九现象，是关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起的作用。五指的是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税收，六指的是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GDP，然后是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更具体一点是贡献了99%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个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为什么中国的实践和我们理解的理论吻合得那么好。

表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前十名）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大企业，在2017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排行榜前十名中，有三家是国有大型企业，有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这个情况是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有四家，这四家是沃尔马、伯克希尔-哈撒韦、苹果还有埃克森美孚，这四家无一例外都是大型私有企业。我们对照一下市场经济定义，由于美国的私有大企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那么市场定价受大企业“看的见手”的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大企业“看的见手”的说法，是美国一位经济史学家钱德勒提出的。就是说，斯密提出的市场之手是“看不见的手”，如果说政府之手是第二只手的话，那么企业之手就是第三只手。根据市场经济的定义，西方理论说要限制所谓这种第三只手。美国政策层面和媒体这些年一再提倡无为政府、小政府，并且鼓吹要代之以“中央银行独立性”。就是说，要中央银行来管经济。实际上这样的提法是比较微妙的，因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具有私人性质的。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具有私人性质的机构来管理国家的经济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这里又有第三只手的问题。所以这就很好解释美国这么多年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不成功。

我们知道，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给出了一个很典型的私有垄断企业危害性的数学模型。根据它算出来，私有垄断市场的总福利损失可以达到25%，或者更高。这还只是一个模拟的计算，但说明私有垄断企业是非常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的利润都被大企业拿走了。那么资本家拿这个利润以后会去干什么？会去打仗，肯定不会拿来，像中国政府那样，那么关心民生，所以美国连条高铁也造不出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美国几个行业垄断的情况。先看一下微软的数据。微软的市场份额曾经长时间高于90%，到2004年的时候，微软的市场份额还是95%。那么整个九十年代市场份额都是非常高的，超过80%，甚至有的时候达到95%以上。所以它这个市场结构，按照产业组织理论来讲，是不合理的。再看埃克森美孚，埃克森美孚市场占有率高达37%，这是今年的情况，而且前五大公司占有率约为84%，因此这个行业的垄断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指标。那么沃尔玛也是这样，2017年市场占有率26%。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把美国各个行业的市场结构研究一下，可能就会发现它偏离市场经济是非常远的。然后是苹果，它前一些日子，市值破了万亿，有很多人提出疑问，它是否真的值一万亿，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5%。因此估计美国股市的泡沫也是挺大的。可能只是少数企业得到追捧，那其他企业怎么办呢？是不是其他企业都没有那么好？实际上我们应该向学界甚至跟美国朋友讲一下，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独家垄断市场的模型，这是标准的西方经济学里面的产业组织理论的模型。那个模型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是根本就没有出路的，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的话，最后这个市场是要爆掉的或者要塌掉的。

图  2017年沃尔玛在美国食品零售业的市场份额

三、“戈登悖论”：

“北京共识”解码美国金融危机

现在讲一下第三部分。我们延续第二部分的案例分析，但是重点放在金融行业。我以“戈登悖论”为题，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误会，美国经济的运行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1990年代，由于美国相关各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认识严重不足，IT泡沫期间，自信心爆棚，过分强调“中央银行独立性”（实际上这也是一剂猛药，它的危害性也需要进一步认识），无限制地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在机构投资者大举进入市场的情况下，任凭私人金融垄断资本做大，极大地偏离了市场经济道路，最后在2008年出现了危害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巴非特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这一时期的所谓金融创新，有很多金融产品都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对总体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华盛顿共识似乎一开始好像是拿来忽悠转型国家，忽悠发展中国家的，那么他让别人信了，结果他自己也信了，最后忽悠了自己。

“戈登悖论”指的是美国西北大学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的发现，即第二次技术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长达60年的贡献比第一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平均每年要高出约一个百分点。所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贡献持续了不过5年，然后是5年多的房市泡沫，然后是金融危机，然后是量化宽松和债务经济，然后是债务经济，可能然后的然后还是债务经济。所以第三次技术革命，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可以与第二次技术革命比肩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现象。第一次技术革命的贡献发挥作用是在1870年到1913年期间，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根据戈登教授的算法，第二次技术革命的贡献持续了60年，是1913年到1972年，贡献是1.6%。1973年就石油危机了，接着就是长达20多年的生产率低增长期。随后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是IT泡沫期，生产率极大提高，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滤掉泡沫的情况下是1.79%，但是仅仅持续了五年。再后面就是五年多的房市泡沫，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到2015年是量化宽松和债务经济。量化宽松结束后，债务经济加剧。最近美国的经济情况更糟，甚至出现生产率的负增长。

美国经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与技术相关的超过3%的增长率似乎只有IT泡沫时期，而且增长率一直有下降的趋势。戈登教授对他的这个发现有一个技术性的解释。他认为，可能第二次技术革命对增长的贡献相当于从零到十（即从无到有），而第三次技术革命对增长的贡献相当于从十到十五（即对传统技术的更新），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第二次技术革命那么大。

在接受戈登教授的这个解释的同时，我们在这里想通过美国金融危机的案例，来进一步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经济近年来增长乏力。我们认为可能跟寡头垄断有关，就是寡头垄断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会限制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追根溯源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我们认为有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是所谓的“中央银行独立性”。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跟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中央银行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有私人性质。国家委托它监管私有金融企业并且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但是它管理宏观经济的时候，政策稍微偏一点，就可以使自己的企业得利。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监守自盗的问题，陈平老师在他的讲座里面也提到过这个事情。

第二是机构投资者，包括退休养老基金大规模进入资本市场。据报道，1982年美国共同基金数只有340个，2001年这个数增加到8307个。1998年美国共同基金帐户超过1.19亿，然后2005年美国退休养老金资产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持有资本市场总市值的22%，是第一大投资者。这样的大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有示范性，就是它投资什么东西，其他人就得跟进，结果造成了这个行业的企业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有报道说，七十年间美国散户比例从93%降到11%，就是散户都变成了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90%是散户，然后剩下是其他投资者。所以垄断是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结果是美国的情况距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远。

这些情况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而且市场垄断可以造成虚幻的假象。比如机构投资者和大的银行如果同时追捧某一类资产，这类资产的价格就会大幅度攀升，即短期内会造成大幅度的攀升的假象。结果就有人说，这种现象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挑战成，最后IT泡沫破了，房市泡沫也破了，最后导致金融危机。

第三个就是“寡头垄断无害”论，这个大家可能没太注意。在学术界，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及本世纪初的时候，就流行一种观点，即“寡头垄断无害”。比如有一些学术文章居然说，根据经济学“实验”，在寡头垄断的情况下，“两个太少，四个很多”，就是说有四个企业的市场就可以算市场经济了。这实际上是很荒谬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做一个数学模型算一下的话，有四个企业的寡头垄断下的福利损失是很容易算出来的。似乎根据这些荒唐的说法，美联储放松了对金融企业的监管，到金融危机前夕，美国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50%，而上世纪90年代是30%，80年代更低，迟至70年代的时候，美国还是禁止跨州银行业务的。所以1990年代跟1970年代相比，1990年代可以说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了。

如果银行业的前五大企业市场占有率接近50%，再加上行业的特殊性，因为银行之间是有业务的，然后银行产品又是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而且银行又是国家保了险的，它有道德风险，就是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所以金融行业的寡头垄断是非常危险的。有些资本家赚了钱又去搞政治，不光影响自己国家的政治，还到国外去搞，比如成立什么“民主基金”之类的，去颠覆别的国家，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当银行业出现私人寡头垄断的时候，政府干预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正好处于金融监管宽松期。这是十分惨痛教训，美国人犯了两次放松监管的错误，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个错误似乎还没有得到纠正，未来三五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启示就是，寡头垄断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而且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对金融行业来讲，任其发展可能是灾难性的。

结果是，由于金融业的不平衡发展，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政府债台高筑、贫富分化加剧、并且民粹主义盛行。关于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美国政府累积债务是21万亿美元，是GDP的100%还多。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是一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而贸易逆差是五千亿美元，所以一万亿美元的发债就被贸易赤字吃掉了一半，所以经济增长乏力。因为如果不借债，美国经济有可能是零增长或者是负增长。收入分配失衡方面，2016年有数据说，美国每天有四千九百万人是吃不饱的，而且是发生在一个人均GDP六万多美元的国度。另外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与机构投资者进入，大银行占主导地位，最后形成的随大流的社会氛围有关，说得文一点儿叫民粹主义。这些风气也影响到了西方学术界，比如在学校里，学生有“反智主义”倾向，而学者动不动就用“不可知论”或者“学术虚无主义”作为不认真研究业务的借口。最后需要做决定怎么办，因为没有专业知识无法做决定，于是美其名曰“民主”投票决定。上海有一位张维为老师说，这样的投票导致低智商的决策，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效仿。

对于金融行业的这种情况，西方一些学术精英也非常不以为然。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的建议非常像中国的体制。他说应该取消商业银行使用居民储蓄进行投资的权力。商业银行实在想投资可以设立一些投资账户，居民存款的时候，自愿存到投资帐户的钱，银行才可以用来进行投资。其实就是建议在银行业取消部分准备金制度。然后他还建议政府要收回货币发行权。因为中央银行有私人性质，所以货币发行权应由政府完全收回，但不得随意增加发行量，只能根据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进行货币扩张，同时铸币税归财政部。这个建议所形成的体制非常像中国的体制，这也说明西方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金融行业的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千万不能效仿。

四、“完美竞争市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下面讲一下第四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一些发现，通过对围绕“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困扰进行正本清源，我们认为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之路”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及国际上公认的学术规范的，并且还有重要的创新。在这样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古人首创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耕者有其田”和“小康社会”的概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彰显。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我们可以探讨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具有世界性。与此同时，北京共识或者中国之路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供坚实的经济学理论支持。

我们先从西方文献的局限性谈起。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成果和参考西方工业化经验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理论框架引入了经济学教学体系。过去四十年来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习、消化和吸收，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理论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有了一定的系统的了解，另外一方面海内外华人学者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理论框架，以及相关西方文献所存在的局限性。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海内外华人学者们注意到了三个西方文献的局限性。第一个是它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即西方文献通过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来宣传资本主义。但西方学者实际上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搞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其实是社会主义经济学。

另外西方经济学教育严重忽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从这一点来说，国内的情况是比较让人欣慰的，一些主要大学还在教经济思想史，并且保留了经济史专业，就是包括胡老师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也要出第三版了。西方文献的第三个局限性就是，它对发展中国家国情存在严重误解。这三个局限性西方学者在短期内是很难突破的。比如意识形态的转变肯定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它本来以为它宣扬的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但一下子突然意识到，新古典其实是社会主义的，会反应不过来。再就是，西方学界不愿意回顾历史，一讲到历史，可能就要讲到他们的殖民史、侵略史、战争史。他们不敢面对历史，就无法突破这个局限。第三个局限更没有办法突破，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及其有限。

冷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局限，强化了学界对现代经济学的误解，导致现代经济学文献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雷默-胡鞍钢推论”这样一个框架，就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然后又和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而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缺乏了解，也严重阻碍了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健康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实践在转型中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因此，我建议在经济学教学中采用“雷默-胡鞍钢推论”所代表的“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这样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体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计划经济思想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传承和有机联系。目前这只是我作为个人的建议，到时候和《欧洲中国经济学会》的老师们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作为学会的观点来发表。

下面谈一下海内外华人学者的理论思考。西方文化中是没有天下观的，这是文杨老师的讲座也提到的一点。沿着他的思路分析下去，最后发现他的分析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的结果竟然惊人地相似。西方没有天下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两千年前就形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其地域之广阔，物产之丰富，文化之多样化，久而久之到了楚汉相争时期，天下观已经深入人心。据说这也是刘邦之所以能够取胜的原因之一。而项羽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天下观的重要性，没有及时地顺应普天之下老百姓对和平的渴望，希望天下统一的诉求。而欧洲国家由于从古至今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国家，所以长期被桎梏在一神教的信仰框架之中，其现行制度仍然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就像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一神教的体制孕育了现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并且由于封建体制的排他性，导致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早期的工业化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比如英国借助第一次技术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了工业化。随后有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再后来有德国、日本等，都具有明显的封建制色彩。美国稍微有一些不同，但实质上它的行为还是很像一个民族国家，这一切的发生似乎都跟一神教有关。

但是缺乏天下观可能是资本主义体系寄生性的一个原因。从“戈登悖论”的角度来讲，美国在二战后的25年时间里，就将二战胜利的红利几乎都消耗殆尽了（1946-1970），所以它需要不断依赖非正常手段来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个所谓的较高增长率就是3%以上，而美国这些年一直是3%以下，政府赤字轻易就达到了GDP的百分之3、4、5，明年可能会达到6%，而国际警戒线是3%，因此它的经济情况就很成问题了。

美国维持其寄生性有困难，可能是因为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及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成为不可能。但它可能每隔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需要补充一次养料。

再有苏联解体实际上也消耗它的养料，因为不少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加入了西方体系，但冷战胜利的红利远不能抵消需要消化这些国家的成本，导致了欧盟内部的危机包括债务危机和英国的脱欧。欧洲国家对英国的脱欧是非常不满的，怕脱欧以后英国又和俄罗斯改善关系。而东欧那些国家很不喜欢俄罗斯，所以最近英国似乎不断地在搞事情，给人印象好像跟俄罗斯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实际上天下观是一种“社会主义情怀”。“天下为公”的理念使人们接受人人平等的“小康社会”为最优。邓小平提到“小康社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就20多岁。我当时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提小康，而不提富裕，或者超级富裕。但是实际上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以后，我们才知道“小康社会”相当于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如果能够实现的话，社会福利可以是最大的。那么缺乏天下观的西方文化，对过渡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少数人富，多数人没有。前一段时间我也给大家看过一组数据，就是2016年的时候，美国有4900万人每天是吃不饱的，这跟马克思说的绝对贫困化是有一拼的。

我们现在确实要意识到中西的文化是不同的，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央格鲁撒克逊的大众文学里面经常热衷于写谋杀案，中国人有时候理解不了，比如有的电视连续剧，每一集写一个谋杀案。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古典文学，美国人可能也理解不了。比如为什么要“替天行道”，为什么会有《水浒》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其实“替天行道”里的这个天就是天下。天下观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有道理的，文杨老师有一篇文章中就有这个说法。

现代经济理论要求的竞争市场所具有的特征有什么呢？首先，它要求绝对的经济民主，就是说它是一个理想状态。这并不是说要原封不动地实现这个理想状态，而是说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管理过程当中，尽量向这个理想状态靠拢。然后，它要求绝对的竞争市场，即市场定价。另外它要求收入分配绝对的平等，以及有为的政府。有为政府主要是说，在垄断行业和具有外部性的产业，政府要发挥作用。还有，政府可以在维护市场结构的稳定性方面发挥作用。然后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给自足的，产业结构要合理、平衡，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剥削阶级，而且也没有海外市场，就是说，对外贸易都应该是零关税。最近国内搞的这个进博会，就是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所要求的竞争市场具有的特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相当的一致性。

五、结  论

下面我把结论讲一下。

第一，“北京共识”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双重理论依据，通过对“雷默—胡鞍钢推论”的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收了“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中的合理成分，是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之路”。因此，林毅夫老师说的“中国奇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第二，市场理论被错误地当作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最有效的根据，并以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被推荐给经济转型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政策制定者也为自己国家经济的运行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导致金融资本做大、贫富分化、增长乏力、债台高筑、民粹主义盛行。

最后就是，西方文献的局限性实际上又为发展中国家学者提供了学术上创新的机会，只是挑战权威还是需要一点儿勇气和自信，需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不失时机地以海内外中国学者为主导，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从而逐渐改变现有的国际学术生态环境。

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胡鞍钢教授向郑京海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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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