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位第175，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1位。40年后，“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汇率法现价美元）在世界21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上升至95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则位居世界第一。

40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的巨大变迁，过程中还一直伴随着各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当然这一崩溃论本身就崩溃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40年前，邓小平是如何发动改革开放的？有什么样的战略机遇窗口？他又是怎样做出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的？作为日本知名政治家大平正芳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说政治家做出的重大决策会产生长期发展红利？

首先，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战略机遇窗口。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恢复中国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达成第一个《联合公报》。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陪同访问，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才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1月，大平正芳作为外相，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中日贸易协定》。

其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外交上作出了两个重要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1]处理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后来邓小平告诉亨利·基辛格：

我出来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2]

这是邓小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战略性、关键性之举。

再有邓小平带头“走出去”，主动利用改革开放创造“天时地利”。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为了对外开放，邓小平决定出国访问，到东亚国家调查研究。1978年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3]

邓小平优先解决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此前中日双方已经有过3年半艰苦谈判。日方一直不愿意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怕得罪前苏联，最后日方同意写入

“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8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园田直提出，因为双方有不同主张，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像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邓小平说明，那次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渔民们一追起鱼来眼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4]他说，

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5]

大平正芳作为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积极支持这一条约的签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日本方面接受邓小平的意见。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6]

10月，邓小平为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就是亲自了解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他在访日期间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各类现代化企业，如日产汽车公司装配线，新日本钢铁公司自动控制轧钢生产线，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彩色电视线组装生产线；乘坐日本自主开发的高速气垫船，乘坐新干线超特快列车，乘坐特快电车参观，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坦言：

“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

不久之后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准现代化，即经济总量翻两番和小康目标，大大不同于毛泽东、周恩来所宣布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乘坐东京-京都新干线列车时感慨道，

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东京拜会大平正芳。（图:人民网）

这次访问日本对邓小平震动很大，他没有想到中国与日本的发展差距那么大。[7]他对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本中国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表示，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表示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他与日方正式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他在招待旅日华侨代表的茶会上指出，

中国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8]

（渡边满子供图）

1979年2月6日-8日，邓小平第二次访问日本，为期两天。2月7日上午邓小平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就中日经济关系、印度支那问题（指越南发生的反华、排华事件和对民主柬埔寨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和地区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同日晚，出席大平正芳举行的欢迎宴会，特别说道

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任务——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庄严地宣告这一条约的生效。这一条约不仅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欢迎。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正如阁下所说，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将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做出重大贡献。[9]

正是在中日签订和平友好协定、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难得的天时地利。

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本世纪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小康。大平首相问邓小平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时，邓小平指出：

我们要实现的是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10]

为此，邓小平就放弃了原来所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来将这一目标推迟至2050年。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把追求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但是什么是现代化？何时实现现代化并不很清楚，直到邓小平出国访问美国日本之后才晓得原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放低了这个目标，即小康目标，实际上是相当于下中等水平目标。

▲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图:人民网）

大平正芳在谈到1979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500亿日元贷款时，邓小平指出，

就我们方面来说，希望项目更多一些，数目更大一些，这是我们的希望，但第一次政府间的贷款就实现这么一个目标也不错，而且你们的贷款都确定了具体项目，这就不一样了。这反映了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更实在一些。

邓小平专门设便宴招待大平正芳和夫人。[11]

（渡边满子供图）

12月8日，邓小平为大平正芳送行，指出

中日两国经常接触，很有好处。中日两国不仅要加强理解，还要加深依赖，你们面临的威胁不是我们，我们面临的威胁也不是你们。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很多条件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首相一行这次来中国访问，不仅能够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对国际形势将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我希望首相阁下这次访华的成果至少要管到80年代。[12]

实际上不仅只是管了80年代的十年，而是管了20多年。

正如中国政府对大平正芳的历史评价：

1978年12月，他就任首相，任内推动日本对华发展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建设作出贡献。[13]

40年前，中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额不足10亿美元，后来日本曾是中国第一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3000多亿美元，相当于300多倍，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总之，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不仅要感谢邓小平等一代政治家，也不要忘记感谢大平正芳等外国政治家，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定授予国际友人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11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亨利·基辛格：《论中国》，41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4]朱良：《试谈胡耀邦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2010年11月20日。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5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117-11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7]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10-412页，4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86-4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5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5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582-5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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