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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解决方法是把触控屏幕搭配整合触觉反馈模块,再利用系统底层的互动设计,去改善HMI表现,或透过模拟去达到接近原有实体按键的操作体验,目前虽然整合触觉反馈的行动装置有限,碍于硬件成本可能会因此增加,但随着平板计算机、智能型手机等触控面板持续增大,虚拟键盘应用比例逐渐增加,也会令触按反馈的解决方案使用需求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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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日期: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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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9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就“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

本文根据高宇宁副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高宇宁副教授本人审定。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中国制造”的产出占全世界比重在过去200年间经历了一个大“U”型变化:18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1/3左右,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该比重一直下降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2.3%。之后30年不断的努力,中国建立起自主工业化体系,这一比重从2.3%提高到了5%,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而从1978年到今天,这一占比已达世界的1/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一张名片,但是 “中国制造”不能止步于加工组装年代,也应该有自主设计、自主品牌以及自主核心技术,即“中国制造”的下一步:“中国创造”。

中国未来如何走好这一步,需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制造”崛起的主要特征和动因是什么?
第二,十九大报告提出“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未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第三,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向“中国创造”的关键趋势指向哪里?

本文将用一个由四片拼图构成的简单框架进行解答。


一、

巨大的制造系统 

拼图的第一片是巨大的制造系统,表示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中国制造业发展到今天,据联合国发展组织统计数据,在全世界22大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大约有22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同时一系列巨型企业随之崛起,刚刚公布的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共有120家企业入选,其中制造业企业(包含台湾7家)62家,而美国在世界500强中有126家企业,其中制造业50家。中国在入选企业总数上快速追赶美国的同时,在制造业工业企业500强的数量上出现了反超。而1995年全球500强榜单上,日本和中国今天的位置相当:当年世界500强中,日本有147家,美国153家,而2018年,中国120家,美国126家。现在中日两者排名几乎对调。

全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具体印象可以通过两张封面图来说明。一张是2012年时代周刊封面图:大量的进入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产业工人,在一家又一家这样的代工厂中为世界人民生产“中国制造”。另一张是2015年经济学家封面图:同样是“中国制造”主题,这里没有工厂,而是一条咆哮的钢铁巨龙,不仅消耗大量能源,还产生很多黑烟(污染),并且它的力量不容小觑。两者代表着“中国制造”的典型国际印象及其变化。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印象来源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1991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劳动力的世界占比一直在30%左右。若中国工业的人均产出能达到全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中国工业产出可占全世界1/3左右。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图1 工业劳动力全球占比

10年前国际劳动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亚洲地区的2700个加工区或开发区(即经济开发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4200万工业劳动力中,中国的210个开发区拥有其中的3000万劳动力。这就是中国的开发区或经济特区在体量上和数量上与其他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存在的数量级上的差距。这也得益于中国一直推广的经济特区政策:199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特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少量的内地地区;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特区,已经遍布全国。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扩张的重要因素。特区或开发区的成功不是简单的圈地,许多“一带一路”的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成功之处在于能够提供一片专用区域,紧接着外资自然而然会来,生产也会随之而来,这无异于盲人摸象。众所周知,中国的特区得到许多政府的政策扶持;基础设备的“五通一平”、“七通一平”,各种优惠政策,廉价的工业用地,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要素的供给。

2016年年底纽约时报需要做一篇关于坐落于郑州的中国苹果城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的记者经过与笔者的多次电话访谈才逐渐明白,中国的出口加工区在划定区域之后并没有结束,很多配套设施、供应保障和政策都在背后支撑。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工业生产出口等各方面的发展,还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营商环境和体系的改变,经过几年改善的积累后,在刚刚公布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大陆一改往年徘徊在80多名的状态,较去年上升32位。世界银行专家表示,此次中国排名的上升,是世界银行营商行业数据库建立以来,位列历史第二的大型经济体排名上升幅度,也是营商环境数据库建立的十几年内,第二次出现大型经济体排名大幅的提升。中国对于整个营商环境、生产环境、政策环境的改善,实现了量变引起质变。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国际印象。

 “中国制造”的第二个印象是一条钢铁巨龙。华尔街日报统计了这条钢铁巨龙的能源消耗量:全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消费,例如铁、铝、铜等主要矿石,中国的消费量可占到全世界40%以上,相当于中国用全球2/5甚至一半的材料来为全世界进行生产。这个生产的投入除了需要基本的矿石之外,还需要各类农产品。这条钢铁巨龙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之后,为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制造业产品。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提供的很多种产品都占到了全球生产量的2/3左右,其中包括家用电器类,而像ICT类个人产品,很多种类的产量也达3/4。以手机为例,除了大众熟知的几大品牌,还有一些国内未闻、国外抢手的品牌,比如在非洲最流行的中国手机——传音。这个品牌在国内市场存在感为零,它的前身是前几年响当当的“手机中的战斗机”的波导品牌。在国内市场受挫后,波导团队带着中国的技术和供应链到非洲发展,现在传音手机一年非洲出货量为5000万部,这一成绩相当于2017年国内手机出货量排名第五的品牌(5094万部)。“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提供的产品,不仅仅是传统的衬衫袜子,也包括手机在内的许多产品,中国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占据了较多的市场份额。

这条钢铁巨龙消耗了众多原材料,还用掉了大量的能源。目前中国发电量已经比美国高出1/3左右。2012年中国的发电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意味着美国在一战前超越德国占据的发电量世界第一的位置百年来首次易主,而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中国的发电量已经比美国高出1/3。这一巨大的生产系统消耗了这么多原材料,用掉了这么多能源,必然会产生天量的排放。据统计,201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美国与欧盟之和的1.07倍,这意味着如果在全球碳减排中中国不做出绝对的减排承诺,在《巴黎协定》中中国不起到主要的关键作用,那么全世界碳减排的目标大概率很难实现。在2009年全球企业碳排放500强榜上,中国的五大发电集团已经占据了第1、2、3、4、7等五个位置。中国庞大的生产体系在为全世界带来“中国制造”产品的同时,也产生了可观的排放和副产物。

从价值链或微笑曲线角度来看,中国占据的是增加值相对较低的出口加工部分。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意味着中国必须向研发或营销这些高附加值的环节进军。除了微笑曲线,还有一条关于生产环节与排放的哭泣曲线,即越是在中间的加工生产环节,排放量和能源消耗越高,而在曲线两端的研发营销等相对中间环节的排放量较低,而由于资源禀赋和生产特征等因素,中国恰好同时处在两条曲线的中段。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图2 “微笑曲线”和“哭泣曲线”

 

二、

融入全球价值链 

拼图的第二片是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也是中国同时处在两个曲线的中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国加入WTO的前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和产业结构来看:在此之前,无论是上游的原材料和矿产品,还是下游的设备等,中国各个产业的贸易平衡相对较为平衡;加入了WTO之后,中国各个产业部门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目前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是矿产品,最大盈余也由最初的纺织品和衣物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机械和机械设备。这都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整个生产系统内嵌于全球价值链后带来的一个大分化。中国不再仅仅依靠内部的体系保持贸易平衡,而是走入了一个大进大出大开大合的时代。

微笑曲线背后体现的就是全球价值链。在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首次实证了这一以前被认为仅是理论或者概念意义描述的微笑曲线。图3中横坐标是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产业,越靠左距离生产者越近,也就是代表该国的产业链上游和下游,而纵坐标是该国某产业以平均工资为代表的增加值率。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最为典型的电器和光纤设备出口行业为例(角标14所示),1995年中国的增加值比较低,且刚好处在该行业上游和下游的中间,说明该行业在中国既有一部分生产使用,也有一部分对消费者的生产使用。2009年该行业的微笑曲线显示,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产业增加值越来越高,同时该产业总体创造的增加值越来越多被中国获得,然而中国在整个链条中的位置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表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演化,在全球所有产业中,中国的电子产业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价值最大,并削弱了很多其他国家电子行业的相对竞争力。这也是微笑曲线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当中演化的一个实证结果,展示了价值链的分布。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a)1995年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b)2009年

图3 电气和光学设备出口行业的“微笑曲线”演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

苹果手机背面写的不再是传统的“中国制造”,而是“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这是一种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分相分离的典型标注方法。这种产品背后也体现出当前中美贸易战中另一种分析与判断:2010年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当年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手机为中国创造了19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但据一些学者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分析,扣除过程中大量的来自日本、韩国其他国家的零部件带来的增加值后,中国真正创造的增加值只有3.6%,即每组装加工一部苹果手机可获6.5美元左右。同时报道补充,如果将从美国先出口到中国再回去的一部分零部件纳入计算,当年中国对美国的这项贸易应该是4800万的贸易赤字。这表明,采用传统的方法计算两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和顺差已经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同样采用2011年前后的数据进行计算的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按照传统方法计算,电子和光学仪器设备出口行业当年贸易盈余大概有1400亿美元,按照价值链法计算,2011年该行业贸易盈余不到300亿元,仅相当于传统结果的1/6左右。这说明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指标或换一把尺子来衡量传统的意义下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和分工的位置。

当然,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从和他们实际生活更相关的所谓的“中国制造”来理解全球价值链或许更容易。2008年美国一位女记者出版了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作者定下的目标是,一年内不购买任何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以观察自己的生活变化。书中的一个结论是,离开“中国制造”,儿童用品如玩具、鞋或者衣服等几乎没有选择余地。这是2008年公众对“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印象。10年后的今天,以每年1月份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CES(消费者电子展)来看“中国制造”的变化。2018年美国媒体对所有参展的厂商根据生产注册地进行了分布统计来,结果显示,排名第二位的是生产注册地在美国的企业,一共94家;而第一位的是生产注册地在深圳的企业,有482,排在后面的是东莞、北京、广州、宁波、上海、浙江等。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对比这两副图可以发现,“中国制造”的内涵已经悄然变化,原来“中国制造”的标志是鞋、帽子、玩具、衬衫等,现在从单一的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制造”并没有明显的优势,甚至几乎已经不具备优势,但是在ICT产品领域,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高的质量实现产品的组织和生产,中国依旧是全球效率最高的地方。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开始逐渐上升,特别是以东莞、深圳为代表的价值链组装,已经变成一种全新的价值链供应模式。有调查显示,一个个人使用的电子产品的原型产品,在深圳,平均两周可以实现从设计方案到第一个实验产品的制成,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实现。

除了高技术产业和少量ICT产业,中国还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据亚洲开发银行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根据计算,2014年中国在亚洲的产品出口中,高技术产品、中高技术、中低技术、低技术产品均位列第一。这就对当年日本提出了一个雁阵模式提出了挑战:以日本的安排,将亚洲各个经济体比喻成一群大雁,日本作为一个头雁,后面有像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和越南等这些跟随者,队伍有序整齐,各国逐渐前进,持续升级。但是一只超级大雁在这个队伍之外横空出世,这只大雁不仅体量大,而且头已经伸到了高科技产业,脚还在低技术产业施展威力,这就使得原来日本所设想的理想雁阵模式被打乱,也使得雁阵模式几乎不存在,整个雁阵需要重新排队。这只超级大雁在当中产生的能量和气流非常巨大,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分工都进行了重组。IMF的第一副总裁对此给出的评价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需求来源地。这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后显现出的另一个发展趋势:不能仅仅依靠出口或生产,还应该成为全球重要的需求来源地。这也是今天中国办进博会的目的,不仅让中国人以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产品而感到自豪,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他们的产品为中国消费者所用而感到骄傲。中国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后,需要在供需和进出两方面保持平衡。

融入全球价值链也改变了中国消费者的面孔。1984年的时代周刊的中国新面孔封面,配图是一个在长城上拿着可口可乐,略显腼腆的中国年轻人的照片。这是中国的消费者第一次消费可口可乐这种全球化的产品,也是中国第一次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而30年后的经济学人封面以“阿里巴巴陷阱”为题,配图内容为新兴消费模式——网购。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最近在进博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整体需求的上升和价值链的扩展,需要庞大的物流体系、支付体系等各方面体系做支撑,这对于“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同样重要:无论是需求升级还是降级,需求端的结构影响生产端的结构。例如物流服务,中国的物流是一直以来都不够发达,比如1200年前,从广东运送一份新鲜的荔枝到长安,都需要动用整个唐帝国的军事系统。但是今天如果想从广东要一份新鲜荔枝的快递,商家可能还会提供包邮以及各种打折优惠。物流体系和生产系统使得“中国制造”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之后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庞大体系,有进有出,在这样的价值链中中国再进一步升级,“中国制造”向上升级才走的是一个完整的途径。习主席今年两次提到开放的讲话十分到位,第一次在博鳌论坛的讲话,以“开创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为题,提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而未来中国经济是向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是最近习主席在进博会上的讲话,专门给所有来参展的人一颗巨大的定心丸,说: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这就是中国的一进一出,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形成的“中国制造”的第二片拼图。

 

三、

持续的技术升级 

拼图的第三片是持续的技术升级。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描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高供给质量、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等。中国的领导人在心里都有一个深刻的理念: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所以技术升级产业升级根本上要靠自主创新这一重要的力量来推动发展。前些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高科技产业似乎已经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拥有了比较大的占比,以至于国际学界出现了中国的出口结构高度化之迷的论调,即以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整个出口中的结构比重比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要高。这其中的原因有:中国出口中的高科技产品,首先从总量来看,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2016年中国的进口中42%是加工贸易,出口中61%是加工贸易,从所有制来看,三资企业在其中的占比一直在80%以上;其次是因为中国内嵌于整个全球价值链中,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有相当多并不是“中国创造”。中国出口那么多高科技产品却不是“中国创造”,表明中国在整个的创造体系创新体系当中没能占据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原因从中国的研发分布可见一斑。

一般情况,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应该是较高的,且在所有研发中占比是较大的,因为OECD在定义高科技产业时是以产业研发强度高、产业研发支出大作为标准衡量。对比发现,美国的产业结构里的研发支出结构,高科技产业的研发支出相当于中低技术产业的1倍左右,而中国的情况正好是相反,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相当低。例如东南沿海的某太阳能电池生产商,该厂商半年内实现产品从袜子到太阳能电池的飞跃,秘诀在于准确的找到了太阳能电池产业中适合本厂的生产环节,即将电池模组购入,进行玻璃封装之后便可进行销售。中国很多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从起步阶段,就没有在研发方面有所支出。但是这些年情况有所变化,首先在高科技产业各种指标中,包括出口交货值、主营业务等,外资企业的比例都在下降,说明国内的内资企业比例在逐渐上升。中国出口产品中使用外国产品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从原来接近40%,到现在下降至20%,即只有1/5的中间商品从国外来。这个过程代表着中国国内企业在高技术产品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中国的研发和升级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产业。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图4 外资企业高技术产业占比 

2002年,全球企业研发2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上榜企业数为0,此后企业数不断增加,到2016年,上榜企业数里中国376家,日本365家,中国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第二。虽然和美国相比仍具有一定差距,但是这说明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已经在逐步攀升。正是因为有了研发方面逐步的投入带来的产业升级,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能够在出口中使用更多的国内要素。在研发的产出方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依照提交申请人国籍进行国际专利排名的排行榜,2017年华为中兴分列第一第二。中国一些领军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产出指标方面出现了比较快速的上升,这是“中国制造”能够转向“中国创造”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推动力,而且从空间区域上来看,深圳-香港、北京已位列十大国际专利聚集区之内。

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有两种人会成为主要的驱动因素并有可能释放出红利。第一种是工业机器人。中国对于机器人的使用需求增长很快,2017年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虽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机器人达不到完全国产的程度。据估算,如果中国工人的平均生产能力可以达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工业产出将会占到世界的1/3,而现在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和强度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未来中国必然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市场。第二种是包括在座的很多同学的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今中国理工科专业的培养在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位列前茅,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中理工科专业的占比大约在45%。以清华大学为例,因专业种类太多,相传清华大学要修一个公共厕所需要17个科的同学。除了可能存在理工科专业分化过细的问题,设想如此庞大的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将来都会变成中国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OECD预测,到2030年,中国理工科毕业生数量相当于整个OECD加G20国家总和的37%。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是一个最庞大的资源来源。这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才是中国未来整个升级最宝贵最大的财富。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了研究的岗位甚至自己去创业,在谈到“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创造”时,应该具体要落实到人身上。

过去40年,“中国制造”主要依靠两条腿走路:既有技术的消化与吸收,同时也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过去这样的一个体系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灵活、更开放、更丰富,因为当远离创新前沿的时候,找准方向埋头苦干,逻辑非常简单,但是当离创新前沿越来越近的时候,没有人敢说正确的创新方向具体在哪里。所以应该给予年轻人,给予创新的企业,给予创新资本更多的灵活和方便,允许各个方向上的探索。这样的创新、创新体系和创新模式可能才会更加满足中国将来走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对于创新的需求。

 

四、

深度的资本动员 

拼图的第四片是深度的资本动员。以和创新较为密切的风险投资为例,现在全世界风险投资从地理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美国东西海岸、西欧以及中国的沿海,而2017年北京位列全球风险投资量第二,仅次于旧金山,且增量全球第一位。假设在北京召开一个论坛,不管是什么论坛,只要加上人工智能再加上创新,那将一票难求。由此可见社会对于创新活力和需求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况下应首先赋予资本一定的灵活性。

从中国的制造业来看,考虑到汇率波动,中国制造业固定资本形成现在相当于美国3倍左右。以如此的投资速度积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存量会几乎等同于美国资本存量。尽管中国以前人均资本量较低,底子薄,存量较少,但是依靠近几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量的年积累量,预计到2017年,特别是今年中国和美国的制造业固定资产的净额的排名将会发生交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资本动员能力对于现代制造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深度、高效、庞大的资本动员能力,中国将会很难实现一个规模如此巨型的制造业系统。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图5 中美制造业资本动员能力对比 

先从中国的资本动员能力的来源来看。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国有银行的世界排名大约在二、三十名,到2016年,按照银行资产排名,世界第一、二、三、五名分别是中国的工商、建设、农业、中国银行。这背后反映中国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资本动员渠道或者方式:剪刀差。改革开放以前和伊始,中国通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过去这些年的资本积累或者资本动员更多的是依靠国家金融特别是国家银行体系的剪刀差,这种动员方式使得中国的资本动员能力被充分调动起来。这种调动的缺点在于,稍有不慎金融体系就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压,使得利润的分布倾向于银行部门。在现有体系下,国家能够实现虚与实之间相对较好的平衡,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超高储蓄率和超高的资本动员能力,特别是国内资本动员能力,一直是保障制造业或者整个“中国制造”能够高速增长达到今天的规模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任何事物有它的两面性,资本动员能力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从国际上看,中国现在银行业的总资产和整个欧元区相当,可供动员的资本后备力量很大,怎么用以及怎么用好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除了国内资本的动员能力外,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进入全球体系以后还有国际资本动员能力。1997年中国十大经济新闻。第一个是香港成功捍卫了港元,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当年位于世界第二。从那时起,通过分析之前的危机和一系列的学习经验,中国已经注意到一旦开始融入世界,融入价值链,进入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除了国内资本动员能力之外必须拥有足够的国际资本动员能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员能力,当面临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时,工业体系建设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国际资本动员能力在2016年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币被入篮,占比和当年的法郎和现在的日元比例相当。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资本动员能力有了一定的保障,至少现在世界对人民币的认可程度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似乎已经小有成就。但是对比人民币和美元在主要的资本动员能力的几项指标,无论是外汇交易、贸易融资、外汇储备、银行信贷、国际债券、跨境支付等方面,可以发现人民币和美元的动员能力还有巨大差距,这个差距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渐缩小。国际资本动员能力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德意志银行和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都进行过相关计算,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每年有3000多亿美元的庞大贸易赤字。另一方面美国在华子公司2015的销售额3558.4亿美元,中国在美子公司销售220.88亿元,美国对中国的销售顺差有3337.52亿元,两者相抵使得中美双边的差额基本被抹平。国际资本动员能力,是国际资本投入到其他地方市场并在当地取得收益和利润的能力。这样的动员能力是中国在“中国制造”真正升级到“中国创造”乃至“全球创造”过程中需要着重强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过去 “中国制造”依赖制造业资本,特别中国整体国内的资本深化和动员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动员效率和动员能力毋庸置疑,但是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好的用好中国的金融体系,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从单一的银行为主到多元性的各种创新资本来实现,从仅靠国内走向国内国际两条腿并行。这样资本动员体系和高水平高效率的资本动员能力构成了中国“中国制造”逐渐升级到“中国创造”非常重要的第四片拼图。

 

五、

从“四片拼图”到广义“微笑曲线” 

这四片拼图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巨大的制造系统是中国经济巨人的骨骼和肌肉,或者是运动系统的基本架构;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巨人的消化和呼吸系统,与外界有进有出,实现要素的流动;持续技术升级像它的神经系统,提供创新的动力和信号;资本动员能力如同循环系统,使得血液能为经济体各个部分提供所需的养分,例如现在提到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指定组织供血不足,不是因为血液不够多,而是因为血流不畅,出现的栓塞太多。只有体系变得更加流动高效和流畅,循环系统才能够真正助力实体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动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概念。所以四片拼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图6 “中国制造”的四片拼图与四个关系 

此外,四片拼图背后蕴藏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升级的四个核心的关系。第一是中国制造系统未来需要理顺的入和出或者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如果没有国内的需求和消费对整个制造系统的支撑,单靠出没有入,这不是一个平衡的系统。第二是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后需要处理高和低关系。这并不是要求发展只聚焦于高科技产业,因为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这里的高和低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实际上任何一个产业只要能够做到在这个小领域的隐性冠军,成为其尖端,同样可以被称为高。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不是将所有的产业低端的全部抛掉后全部换成高技术产业,而是任何一个产业,在行业内同样可以升级,像箱包行业,能达到LV水准同样也是产业升级。这是高和低的关系。第三是持续的技术升级需要处理快和慢的关系。产业竞争创新投资要快,而原创性技术、基础研发和基本的核心技术的创造要慢。例快和慢的关系表明,在未来持续技术升级中有些东西急不得。最后是刚刚提到的深度的资本动员,需要处理好实和虚的关系。 

最后,从价值链或者从整体的图景来看的升级方向,可以用广义价值链模型,或称之为广义的微笑曲线模型,来解读未来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以往微笑曲线,中间加工环节增加值最低,而两端的采购、物流、研发、营销增加值较高。在这两端之上,研发上游还有技术标准,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庞大的价值链作支撑;营销的下游,面向消费者首先应该是品牌。品牌继续向外延伸就是文化软实力。对品牌和推销的认可是对文化认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广义价值链升级的右端,而左端是科技硬实力。随着链条的上升可以看到需要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深化的资本动员能力,越往上这个游戏越贵。在此之上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以广义价值链真正往上升级,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的创造能否被人认可,能否真正成为在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方面都有支撑的“中国创造”,在价值链之上还需考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就是今天理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个基本的框架。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图7 广义“微笑曲线” 

总结而言,首先 “中国制造”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以来崛起所依赖的几个重要的优势,第一是作为一个巨型制造系统的规模优势,第二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后获得的效率优势,第三是通过持续技术升级获取的能力优势以及第四,经常被忽略的由深度资本动员能力形成的整合优势。这四个优势是中国能够从过去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通过四片拼图的理解框架,未来转向“中国创造”,中国需要连通制造系统的入和出或供和需,整合价值链上的高端和低端,协调技术升级系统的节奏,也就是快与慢,最后平衡资本系统的虚和实。提升创新要素的能力,扩大国际资本动员能力,是目前“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最重要的两个欠缺之处。唯有如此,中国才可能真正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讲坛现场

高宇宁:《改革开放4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情讲坛』第十二讲实录

胡鞍钢教授向高宇宁副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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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程耕耘

摄影|于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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