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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日期: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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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全文共计2.4万余字。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机会就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主题做一个介绍,我的题目是“40年前:改革开放初始条件”。

如何去认识40年前,即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启动了改革开放?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这是1978年上海陆家嘴的一张图,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农村,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农村”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第二张是1994年的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开发。我在1991年去过陆家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工地”,到了1994年以后开始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也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建设。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第三张是2016年的上海。陆家嘴被称为是中国的曼哈顿,上海已经发展成世界级大都市。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不光有北京、上海,还包括现在的粤港澳等,这些城市或地区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导论: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今天我更多地从40年前讲起,这就基于马克思讲的一段话。他讲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1]

这是我们分析现代中国不同时期初始条件的理论依据。

能不能这样讲?将近70年前的1949年,毛泽东从蒋介石留下来的旧中国来创建了新中国,结束了“落后挨打”的时代,进入了“站起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做了经典概括:

“一穷二白”,“一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这表明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二白”,就是一张白纸,指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三章,专门分析了1949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1978年,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继承下来的新中国,作为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历史,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起点。

我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刻画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这样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1840年之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也可以称之为是农业之国、农业文明、农业社会;1840年之后是“近代中国”,从世界视角看它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落的过程,一直到1949年。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数据库数据显示,在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3;到了1913年,辛亥革命以后降到了8.8%;到了1950年又进一步下降为4.5%。这个曲线图清楚地呈现了中国从农业经济大国走到历史高峰,而后在世界性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迅速衰落的过程。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现代中国”,意味着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

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国家初步成长期,即毛泽东时代,为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打下基础,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6%;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进入到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关键时期,称之为迅速崛起期或者经济起飞期,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青年报社讲座时,曾预言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国家强盛期,这个强盛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也受到美国发展历史轨迹的启发,美国从建国特别是从1820年到1870年,也经历了一个初步成长期。南北战争以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到经济起飞期,当时经济增长率达到3.9%。当然中国在1978-201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达9.5%,远远高于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当时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达到9.6亿人。美国用了43年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3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来者,作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后来者,发展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和迅速成长期。从发展逻辑上看,先是“站起来”,后是“富起来”,今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的强盛期。当然,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不是美国的复制版,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赢主义,这是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时就已经确立了的建国方向和路线图。

这就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1978年中国改革之初的国际背景是什么?中国是如何利用国际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天时地利来启动经济起飞?中国当时的改革是在什么起点下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哪些是发动因素?哪些是限制因素?

讨论1978年的基本国情时,可以与1949年做比较,也可以与现在做一下对比,不仅进行历史比较,还可以做横向的国际比较。那个时候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相比有什么有利的条件?还有什么不利的条件,另外还可以和同类型的国家,如与印度比,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

最后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会取得惊人的成果。4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减贫奇迹等,这些与初始条件有什么关系?实质上是讲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40年(1978-2018年)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客观、历史的唯物辩证地看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怎样走到今天?未来将走向何方?

我想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看法:第一是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第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利条件;第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利条件;第四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发动者,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他们是怎样认识中国国情,是怎样作出选择的;最后谈一下改革开放开始的条件和历史的选择,为什么邓小平首先从农村改革突破,而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城市改革?为什么从改革之初就提出要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后来又提出发展私营经济,进而发动城市改革等方面。这与当时国情的有利的条件和约束条件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尽可能把一些结论性的看法与观点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

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是偶然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导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我没用“经济崩溃”这个词,在我的《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77-1991年》(即将出版)的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分析。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社会总产值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9%,[3]按GDP增长率看,下降了1.6%,是经济剧烈波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崩溃的边缘。[4]事实上,整个国民经济是因为两次政治运动(指“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剧烈波动。我认为用“危机”这个词表达当时的情况更为准确。而经济和社会危机又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

另一方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主流中,中国不仅失去了参与的机会,而且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也与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中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这么讲?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从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从5.0%上升至8.7%;而后就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就中断了这个经济全球化过程,甚至出现倒退,因为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是下降的,从1929年的9.0%下降至1950年的7.0%。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7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贸易增长值最高纪录,也包括经济增长值最高记录,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0%上升至1973年的11.2%。[5]

受到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以及后来中苏冲突的影响,我们既没有办法进入到西方世界,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东方世界。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同世界相互隔绝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毛泽东自称

“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1969年),

这是有其外部原因的,其中美国是关键因素。中国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参与全球经济或者说全球化,首先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每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国际背景不同、历史机遇不同,那么历史任务也不同。恰恰是由于毛泽东这个战略决策,重点突破了中美关系,又相继突破了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才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窗口。特别是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按照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个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向西方世界对外开放打开战略窗口,邓小平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开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介绍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可以说这是带有创造性的。邓小平之后又正式对法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个访问的西方国家,他切身体会到西方国家发生的变化。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首次提出,今后十年工业总产值翻一番的设想,还谈到争取5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大力开展对外合作和贸易。当时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6]

为什么呢?因为1973年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论”:

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7]

邓小平回国后向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汇报了西方国家的情况,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首肯。随后邓小平帮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开放契机,就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同志重申了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率先提出,

过去老的战略规定(指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不符合现实了。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起码希望23年(指到2000年)不打仗。[8]

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我们称之为“中国大战略”,它反映了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长期根本利益,是大胆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构想。毛泽东为邓小平创造了战略机遇窗口,邓小平抓住机遇作出了对外开放重大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失去过两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地位。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是1950年到1973年。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8%下降至0.6%,[9]并在70年代达到最低点。从东亚地区来看,从6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自己斗自己”时,日本经济继续加速,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对外开放,迅速追赶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实行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封闭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邓小平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之父,他找到了使中国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道路。

对外开放决策为我们创造了“天时”和“地利”。邓小平破解了两大难题,做了两大事件:一是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二是实现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邓小平带头走出去,先是亚洲地区,包括访问日本(1978年10月)、新加坡(1978年11月),而且他访问美国(1979年1-2月)回来以后,又路经日本(1979年2月)。因此,中国当时能够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就像邓小平所讲,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

现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天时”和“地利”,与中国改革的“人和”相得益彰,互为因果。


二、

改革初期的有利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历史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而去,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继承前人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历史起点,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超过前人。而今人很快就会变为前人,成为后人的历史起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接力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一个机制。当然,后人也很快变成前人,就需要为后来的后人“种树”,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机制和逻辑,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逻辑。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就成为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起点,而这个起点又远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起点。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专门一章介绍1949年新中国的初始条件,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即将出版)一书,专门一章介绍了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很显然一对比,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质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创立了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突破发动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约束,采用国有经济的方式,国有资本的积累增长率之快在发展中国家差不多是最高的,年均增速为12.5%,全国资本存量增长了16倍,创下了历史记录。此外来看,毛泽东时代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我为什么用资本这个概念呢?无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资本,它具有长期的回报,也必然反映在改革开放中的物质资本红利、人力资本红利,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包括社会主义制度资本红利。因此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成为创立和推动或者说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来看一看党中央当时怎么判断的?反映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一看泽东时代给改革开放奠定什么样的基础?

第一,我们称之为是制度资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当时我上大学时候,读了这段话我还不太懂,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制度资产是改革开放一个基础性、制度性、长期性的资产。由于多次的重大决策失误,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毛泽东的失误不在“制(度)”,而在“政(策)”。[10]

第二,在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社会稳定,也没有经济稳定。“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公益性产品”。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可以保持4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经济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经济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像中国一样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很难能够真正发展起来的。而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靠的都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殖民主义,在现在的非洲甚至还能看到这些资本主义的痕迹;第二是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日本;第三个是霸权主义。中国工业化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不是靠侵略。中国如何才能完成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也包括当时的苏联援助,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克服了原始积累的障碍,使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当然这个体制也有它明显的局限性,就是效率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翻烧饼”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自我变革、不断探索,先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在工业建设上,逐步建立了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我们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当时就受到挑战:既然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系(指经互会),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这个体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求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此才能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上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11]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加了一句话,就是

“建立一个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12]

世界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包括巴基斯坦,都没有能力建立这两个体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改革开放,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这与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个体系包括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科学资本等多个方面。此外,还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这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机制和成功案例,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一旦改革开放就会发生巨大的推力作用。

第五,

在“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人口已近10亿人,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我们用当时的数据算,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的7%(按照新口径是9%),世界6.5%的水资源,要提供22%以上的人口基本生活问题,一个吃,一个穿,就涉及到棉花生产,涉及到生产布等,不要小瞧这几句话。历代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所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

“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此,毛泽东做了批驳,根据中国解放区的事实,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既能解决吃饭问题。[13]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1978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49年的2.67倍,但是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244万公顷,但是复种指数从141%提高至151%,有效灌溉面积从24.5%提高至45.2%。[14]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有了这个农业基础,一旦农村改革就会释放更大的农业生产力。

第六个是与现代化最重要的要素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校生突破2亿人,大中专学校培养了近900万专门人才,这就说明中国人力资本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0年达到了4年以上。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目的,即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国际环境视角看,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具备了很重要的天时地利。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年时世界上仅有25个国家承认中国,而1978年底已经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诚如党中央所言:

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是当时(1981年)党中央决议的一个历史总结和基本结论。

我们再进一步从历史的视角讨论当时的初始条件和背景。表1列出了1949年和1978年的主要数据对比,进一步分析为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的起点。

表1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和背景比较(1949年和1978年)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a: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Perspective .OECD, 2001:Table 2-22a;

b: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c:作者推算;

d:Crafts.“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870-1990:Some Revised Estimates”.Enropean Review Economic History,2002(6).495-505。e: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发展水平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高于1950年。基于安格斯·麦迪森数据库,1950年中国人均GDP是439国际元(1990年价格),很明显低于1820年的600国际元。到1978年,已经达到了将近1000国际元。这就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1820-1950年的传统农业经济衰落、现代经济相当有限的时代,一个是1950年之后现代经济发展时代。

从总人口规模看,这是最关键的,从1949年的5.42亿人,达到了9.6亿人,净增加4.2亿人。很显然,一个国家需要解决庞大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生活用品问题,还有扫盲教育、医疗健康等突出性的民生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取得重要进展,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重要进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一九开”的基本国情判断,一是10%为现代经济,二是90%为传统经济,与历史上几百年都差不多的所谓的农村地区。到1978年已经有所改观,城镇化率达到17.9%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49年的10%上升至1978年的44.4%,相当于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80年代两个重要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最高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先进的现代的工业国。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又提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目标,在苏联的援助下,加速了国家工业化,当然这一工业化也有自身的效率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化基础。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算1949年的数据了。1978年农村国家贫困线人数达到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每人每日平均生活费1.25美元),可能会在8亿人以上。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优先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看,铁路里程从1949年的2.22万公里增加至1978年的5.17万公里,还包括公路、水路、航空、邮电、港口、桥梁等,这几乎都是依靠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的,不仅具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经济意义,还具有帮助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主要的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条件。

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角度看,相对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从人口(15-64岁)受教育平均年限的角度来看,我们推算,从1950年的1.0年到1978年的4.0年,相当于1950年的4倍。一方面反映建国初期人力资本水平之低,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增长明显的高于人均收入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能看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现代化。而人民现代化主要是体现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教育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1岁提高到65.8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23岁),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中能够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并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这被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称之为医疗服务奇迹,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从人类发展指数(HDI)看,根据美国学者Crafts计算,1950年中国为0.225,当然也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到了1980年,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的数据,中国提高至0.407。我们估算,中国人类发展总值(HDI与总人口之积,反映一个国家总人力资本或财富),就从1.24亿人HDI上升为4.02亿人HDI,相当于1950年的3.24倍,这是相当可观的人类发展成果。

最重要的是一些其他的基本条件,这就可以从体制背景做一些对比。那么从基本路线看,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所有制结构看,在城市以公有制经济转向混合经济,从经济体制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场机制。

从国际背景看,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方面,很显然,都比毛泽东时代有更好的外部条件。再进一步分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我们有时候往往把它低估了,我们还是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理解,处在一个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初步成长期,因此,有必要做国际上的比较和分析。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有: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增长率超过1%,就可以视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是负增长,即便国民党所说的“黄金十年”,也没有超过这个数据。1952-1978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4.0%,也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6%)。这就为改革开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创造了条件,从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到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是农业的发展。1952-1978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1.0%降至28.2%,下降了22.8个百分点。从传统农业生产之国(零增长或负增长)转向增长型农业之国(持续超过1%的增长)。

第三是工业的高速发展。1952-1978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5%,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0%左右提高到44.4%。从“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状态转变为世界工业之国、世界工业大国。其中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了3200亿元,相当于1949年之前的100多年积累的全部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第四,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从1952年的2亿就业人员上升至1978年的4.015亿人,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妇女就业参与率明显提高,使总人口就业率从36.1%上升至41.7%。反映了妇女解放(能顶半边天)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获得了不仅是就业红利,还包括性别红利。当然,也要承认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到1978年社队企业就业人员约有2800万人。

第五,从社会发展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运动,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人口死亡率,提高了人口预期寿命,超过了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并且是在人均收入增长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成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资本。这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资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此外最重要的是还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些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有形的无形的资产,从而创立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当然,我们也承认,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如果不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决策和重要的挫折,中国还会取得更大的现代化成果。

因此,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最后一章做了一些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这些计算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1957-1978年实际GDP增长率为5.4%,明显低于7.5%-9.0%的长期增长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增长率才超过了9.0%的长期增长率。但是,我们要把不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的话,我就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我们作为后人怎么看待这个失败呢?就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1988年他指出: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5]

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我们要把它变成好事,把教训变成财富。今天我们再从40年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变成了一个好事,也就是说那两个重大决策的失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就使得我们后人变得更聪明,就成为后人的成功之母。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来看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真正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许多改革的有利条件。

第一,与前苏联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主要覆盖比率相对比较低。苏联几乎是100%,这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和不同地区,不仅农民有自留地,还有大量的“社队企业”、农村贸易市场,农村非农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3,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1/10。

第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使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锁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存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陈云都主张,我们不能学苏联那样,要搞大计划、小自由。

第三,中国的计划经济曾受到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是“有控制、无计划”类型,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特别是政治运动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只有“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其他五年计划完成率都相当差,尤其是“二五”计划彻底失败。“三五”计划完成率为82%,“四五”计划完成率为59%,“五五”计划完成率只有22%。中国并不是100%的计划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这就为大力发展非计划经济即市场经济成分留下了很大空间。

第四,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苏联、东欧等国家。中国最高的比例是工业产值,国有经济占到了77.6%,而苏联、东欧国家国有经济比例都高达90%以上,就业比重同样都是90%以上,而中国不足20%。中国并不是100%的国有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本身就是混合经济,这就为发展非国有经济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第五,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并同时存在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之中:在城市,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经济所有制:在城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两种不同就业部门;在农村,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在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特征,给中国的经济改革留下相当大的空间,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双轨制”,形成了特有的渐进改革的路径,不断地从计划内经济为主转变为计划外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市场为主;从国有经济为主转变为非国有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混合经济类型;从城乡经济分隔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从农业就业为主转变为非农业为主,从乡村就业为主转变为城市就业为主,从乡村人口为主转变为城市人口为主。反映了不只是经济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这一切转型的起点,都与初始条件相关,也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数量、结构、质量的演变。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三、

改革初期的不利条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约束条件。

第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发展压力。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发展,更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曾经解决过这么多的发展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在1980年要实行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是党中央对于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是中国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仍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为200美元(现价),在188个国家中居第175位,相当于世界最后的7%位置。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才认识到“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经济发展,让人民富裕起来,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首要任务。

第三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按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1978年约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按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估计7.9亿的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他留给邓小平最大的经济遗产,也是邓小平发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解放农民生产力,让农民摆脱贫困的重中之重任务。

第四是明显的城乡差距。这是中国基本国情的特点之一,估计建国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左右,1957年上升至2.9倍左右,到1977年降至2.2倍左右,如果从实际人均支出的角度看,城乡差距会更大。其根源还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甚大。

第五是特殊的经济结构,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了,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居世界后列,但是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高,那么就会出现了工农之间的不平衡性,反过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又太低,还不如低收入经济体的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就更低了。

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了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是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农业自由化而非工业自由化,非国有化而非全面私有化,经济自由化而非政治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非资本主义方向,不仅保留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而且通过改革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而前苏联、东欧国家所实行的是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私有化或全面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公开化、民主化的改革战略。

当时中国面临加速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因此,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的国家的初始条件大为不同,客观地说,中国的发展条件最差、水平最低,但是,中国后来发展的最好。实际上现在去波兰、捷克等这些国家,实际上他们的工业化,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具有很高水平,但是回过头来看,就如上次王绍光所介绍的,现在的波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还没有超过改革之前的1985年的水平,可以称之为“大倒退”。为什么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进则退,进慢了还是退。这就是国际竞争的简单真理。

总之,中国改革初期所面临的条件是极不利的,但是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1978年的23.8倍,创造了世界记录,首先是人口规模纪录,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纪录,最后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纪录。


四、

邓小平等重新认识中国国情

中国领导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又是如何制定中国发展战略?应当说,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提出现代化战略与路线图,都反映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前瞻性的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图,当时的提法是: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从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就是把它界定为阶级斗争与道路斗争。对此,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这一判断:

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6]

1969年党的“九大”党章总纲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定义为

“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四个存在说”。[17]

文革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重新认识国情,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多次讲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这是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观点: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18]

1979年谈到基本国情时,邓小平讲的第一句话是“底子薄”,是指现代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二句话是“人口多”,是什么含义?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9亿多,其中80%是农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是邓小平对人口国情的进一步深化认识。

第三句话是邓小平加上了“耕地少”。[19]在当时的统计,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7%,水资源占世界总量的6.5%,但是要养活22%的世界总人口,所以说他把这个基本国情说的很清楚。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大国小国论”。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是世界大国,但是我们人口一多、一平均下来,又是小国。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首次用了这个概念和指标。1987年十三大报告首次指出,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因此邓小平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是两点论,既看到优势,也看到劣势,既看到有利条件,也看到不利条件。

文革之后,主要领导人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这是他们发动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因,也是他们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图的国情基础,形成了政治共识,集体决策,共同发动改革开放。不仅是邓小平同志,还包括了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

文革之后,领导人重新界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回过头来看40年前,当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重新转向“天下大治”为执政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使命。

首先是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同志提出:中国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宣布历时十一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怎么能改革开放?这就是历史。

第二,党的十一大党章,重申了

“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

这里定义的是“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改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

最后,就是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立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着力点、注意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


五、结语:

改革初始条件与初始选择

我们作一个历史回顾的话,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明显高于毛泽东创立新中国的初始条件,即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奠定了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属于危机型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特别到后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背景下,因此改革起因于深刻的危机,改革也来自于外部的挑战,改革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改革属于挑战型的改革。改革起因于各种内外部挑战,特别是新的全球化。改革也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作出的主动回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体制内的改革,即改革的发动者、推动者、领导者,都是体制内领导人的自我发动、自我改革,并且在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它就有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不是大的“翻烧饼”,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的过程。

总之,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对改革的初始选择,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理性的、务实主义的,还是渐进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是陈云同志提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看到毛泽东的巨大成功,也看到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他们在推动和决策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务实主义、渐进主义,结合中国国情,既不会在实行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路线,也不会去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从一开始,他们所提出的最核心观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搞中国式的现代化

谢谢大家!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2。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

[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第26页、第301页。

[4]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

[5]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162-163页,改革出版社,1997。

[6]《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709-17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200-2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162-163页,改革出版社,1997。

[10]胡鞍钢等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84。

[1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84。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0-1512页,人民出版社,1991。

[1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5]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第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7]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评    论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王绍光:首先是看到这个标题,40年前,一看到40年前,我就感慨万千,因为40年前就是我们俩作为学者的初始条件,40年前我和他两人都是77级进大学,说是77级,实际上进大学的时间已经是1978年之初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这个提法,但是过了不久,就有了改革开放的提法,那个时候,有首流行歌曲叫80年代新一代,其中唱到“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那时候想20年以后,或2000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一眨眼,不但2000年就过去了,又过了18年,不由人不感慨万千。我们两人走上学术道路,初始条件就是在40年前,我们今天来讨论40年前共和国的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

这个初始条件,胡老师刚才分析的很到位,就是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不管是在当时,还是40年后,对有利条件、不利条件的感知与认识并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条件是容易观察到的,比如说像一些物质条件,耕地少,人口多,这是能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当然即便是这类条件能准确概括也非易事。刚才胡老师讲了,毛泽东讲人口多,底子薄,然后邓小平等又加一个耕地少。可见即使是物质条件,把最关键的方面点出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客观现象太多了,哪些条件是重要的,对你今后的发展是最重要的、相关的,把它们清晰地点出来也是不容易的。

还有很多条件更不太容易观察到,比如说经济、社会、心理和国际条件,因为它们不那么直观。有些条件,当时看到觉得是一个负面条件、不利条件,但事后看、长远看却会发现,未必是这么回事。比如说人口,人口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人那么多,关键是怎么看待他们。他们到底是“人口”还是“人手”?这个就得做分析。如果把庞大的人群看成“人口”的话,是上十亿吃饭的口,那就太多了,是一个不利条件。但是回头看的话,当时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恰恰表明中国正在进入所谓人口的红利期。其实,从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恰恰是中国进入人口红利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当然要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问题,但总体看,它恰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期。另一个例子是所谓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经济学家与其他学者老觉得二元结构好像是一个不利的条件,好像是不得已才要弄出个双轨制。今天回头去看的话,也未必是这么回事。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一段时间关注苏联和东欧地区多一点点。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时不少人觉得苏联的计划经济搞得比我们成功一些。像胡老师刚才也讲到的,它们成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苏联要生产香皂,它布局几个点生产香皂就完了,全国的香皂都这几个点进行香皂生产,然后分配到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看似很有效率。中国当时看起来乱糟糟的。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大量出现了第一批农村中小企业,城市里边也开办了无数家街道的集体企业。中国妇女第一次大规模的进入就业市场,就是大跃进时期。但是到了1961、1962年,当经济出现困难时,这两类企业大量关停并转,把那些工人赶回田中或家中;当然也留下了一部分。十年后,在文革后期,农村又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社队企业”,后来叫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生产的东西质量不好,效率也不高,重复生产严重,看起来是浪费宝贵的经济资源。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文革后期,为了备战要求全国每个地方都要发展五小企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其实除了这五小,还有无数个其它类型的小企业。文革结束后、甚至今天都有“专家”指责这种发展是落后的、没有必要的。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未必。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每个省、每个市、甚至每个县都有啤酒厂,这么多啤酒同时存在,啤酒市场就会产生竞争了。同样,那时每个省、市、县都在生产肥皂、电视机、洗衣机。我们当年记得的、各地生产的名牌电视机,现在几乎99%都不在了,但它们当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提供了一个竞争的环境。正是有了国内充分竞争的条件,到90年代,中国各种消费品纷纷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走出国门、占据世界小商品市场的巨大份额。所以,有些初始条件,当时未必能够那么清晰的认识到;今天回头去重新评估这些初始条件,对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成功的要素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类初始条件就更难以观察到和注意到了,即改革开放的制度条件。比如,胡老师刚才讲到,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管农村、城市,基尼系数,也就是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数都是很低的。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很平等。但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把社会平等看成一个不利条件。如果回头查阅1979年、1980年出版的经济刊物的话,当时大量的讨论是讲怎么才能够拉大差距。当然,那时并没有明说要扩大不平等,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时,不少“专家”认为,只有打破“大锅饭”,人为把差距拉大一点,才能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回头去想,假设改革初期中国十分不平等,假设解放后没有进行土改,农村搞承包的话,那是要打破头的。我们的承包是什么样的承包?是非常公平的承包。一个村里宅基地与责任田的划分,都是相当相当平均的;一家分到的土地往往不是一块儿地,而是七八块地,好地、坏地搭配。如果不这样分配,农民不造反才怪。而没有新中国的土改,承包制能这样分配土地吗?这样一种初始条件有多么重要?只要放眼看看世界其它地方就清楚了。前几年,津巴布韦就为了一点点土改闹的天翻地覆,全世界的国家都制裁它。今年八月,南非要搞土改,美国总统特朗普出来一威胁,南非就赶紧缩回去了。它希望改革,却硬是无法推进,一来它本来的初始条件很不平等;二来它国力不强,无法抗拒外部势力的压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从1947年在老解放区开始,到1953年全国完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彻底消除了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制度性障碍在几十年前就被消除了,结果这个初始条件往往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忽略。

此外,还有一些初始条件,不认真琢磨的话,也不一定能注意到。例如,1996年开始的大规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到2002年前后,造成大约6000万人下岗失业。我经常跟外国人开玩笑,我说6000万人相当于一个英国的人口。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下岗失业,在全世界都可能要闹的天翻地覆,在中国居然就这么过来了。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风平浪静,不过最终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风波。为什么如此?如果不是因为前面几十年的铺垫,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对这个党、这个政府没有非常强的信心,唱几句“从头再来”的歌,他们是不会买帐的。从解放以后,几十年下来,中国千千万万工人大众对党和政府有一种朴素的感情,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最终定会惠及自己,于是形成了一种信任。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这种信任产生的力量比什么都大,让中国的工人阶级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当然,绝不能滥用工人阶级的信任。于是,2002年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行低收入保障等一系列社会政策,对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方进行兜底与补偿。但不管怎么说,上述制度条件都是极为重要的,今天回头去看,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然的话,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就会缺掉一大块。

从理论上说,初始条件首先是改革的理由。因为对当时的现有条件不满意,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开放。其次,初始条件也决定了改革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肆意妄为。鞍钢在讲演一开始引用的那段马克思的话,讲得非常到位。初始条件决定了我们改革的起点。就中国当时的初始条件而言,改革不仅应该从农村开始,也必须从农村开始,而不是从其他地方开始。中国的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几乎晚了5年,到大约1984年以后才开始,当时叫做“包字进城”,即将农村改革的承包概念引入城市。初始条件也决定了改革的顺序。比如,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是先有农副产品的市场,然后有其它商品的市场,再后有生产环节的中间产品市场,最后有经济学家所说的“要素市场”,对劳动力、资本、技术都进行市场配置。走过这个顺序经历了一二十年。所有制改革也是如此,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相反,我们都是先立后破,即一开始不动公有制企业,而是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的成长;等非公经济壮大起来以后,即等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规模地把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改制,让它们慢慢推出市场。初始条件还决定的改革的速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初始条件就是,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外部经验。全世界历史从来没有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要同时进行多重转型。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改革的速度不能太快,它必须是渐进的。我们也确实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而没有去听信什么哈佛教授的说法,没有实行振荡疗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震荡疗法听起来似乎是蛮有道理的:前面有条沟,你只能一跃而过,而不能指望分两次或多次跳过去。不过,这个比喻没有告诉大家,这条沟到底有多宽。如果这条沟非常宽,一次根本就跳不过去;那么,如果任何人试图一跃而过,其结局必然是跌入沟中。所以,振荡疗法的比喻好像很形象,很到位,其实里边有个明显的陷阱,那一跳可能是惊险的一跳、致命的一跳。那些听信这个比喻的国家后来就掉到沟里去了,一蹶不振;其中有几个国家至今人均GDP水平还没有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也就是33年前的水平;它们也许还需要另外一个33年,即一公66年才能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可见那条无法一跃而过的沟到底有多深。既然转型是如此艰难、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绝对不能以十几亿的人的前途命运作赌注、作代价。

最后,改革的初始条件也决定了我们改革的节奏。节奏不同于速度,速度快慢与有没有节奏是两回事。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推进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但只顾推进,不会停歇是不行的。跑马拉松如果只用一个速度有可能产生疲劳;改革开放也一样,如果一路推进,会让人们产生改革疲劳症。回首过去40年,改革开放有时快一点、急一点,有时慢一点、缓一点,这就是阶段性的一张一驰,这也跟初始条件有关,这个初始条件就是,我们都是人,人类做事情必需一张一弛,不能绷得太紧、太久。

最后一点,从理论上来讲,既然我们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初始条件分不开的,那么,不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其实都难以输出,因为别的国家初始条件不同,它们无法复制我们的初始条件,如共产党的领导。很多人喜欢讲中国模式,我基本上从来不用这么一个词。模式好像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供效仿,放到哪里都可以用。显然,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初始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初始条件,改革的成败与它们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具体做法是无法复制的,无法出口的。我们能够介绍的只是,我们的不惟书、不惟洋、只惟实,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至于改革开放中采用的一些具体战略、具体做法,我们没有办法出口,也不宜向外边推广。反倒是像欧美那些国家,他们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他们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初始条件完全忘掉了,比如战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等等。西方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是用非常残酷手段攫取第一桶金,现在他们都不讲了;只讲抽象的市场、产权、自由,仿佛他们是靠这些起家的,完全是自欺欺人。而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的初始条件跟别人的初始条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宜出口自己的模式。好,谢谢各位。

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国情讲坛』第十讲

郑京海:非常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做这么一个精彩的报告,我下面从理论的角度,来对胡老师这个题目做几点评论。

胡老师一直是很重视理论研究的,胡老师说“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能够把它上升到理论,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进一步的指导实践。所以,我的第一个命题是,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是符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从纯理论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历史背景,也是有世界意义的。

首先"天下为公"的概念是孔子2000多年以前提出来的,翻译成英文叫做“Allunder Heaven are equal”。它实际上是一个绝对平等的概念。然后基于“天下为公”又有了“耕者有其田”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再对应一下1949年的革命,它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所以中国发生的这类大事件,实际上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这些概念和概念的实践也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考路径。当然土地革命以后,中国主要还是搞了计划经济。 胡老师也说了,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也是世界瞩目的,但是它缺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知道,搞计划经济的这些国家,从纯粹民生的角度来讲,当时都不是很成功。当时计划经济的这个理论基础是兰格,一个波兰经济学家,在1936年提出的一个计划经济的模型。从现在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给主流经济学打下了一个基础。但是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市场模型。1954年时,所谓的竞争市场模型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数学证明。就是说,如果搞市场经济,那么市场上必须都是小企业。如果企业是私有的,如果这个市场达到了均衡的话,社会福利就会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模型和上面那个模型,在市场达到均衡时的很多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说计划经济模型里的企业是公有的,而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模型里的企业是私有的。

那么中国改革的创新在什么地方呢?它其实是把这两个模型合在一起。把这两个模型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型”。这个模型里面的企业有私有的,也有公有的,一般小企业可以是私有的,大企业的话可以是公有的,或者说搞成国有控股,或者是说受政府监督的民营企业。所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模型合在一起,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 前30年可能偏计划,后40年又把市场的成分加进来了,这样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平衡。

所以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胡老师也已经提供了很多数据了。现在反过来看美国这几十年,它的经济实践的情况,反而是不断地出现了危机,它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它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它的寡头垄断,不断地制造经济危机。第二是私人寡头垄断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什么?一个是私人垄断资本,再有一个就是劳资分开。把劳资分开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与通常说的市场经济模型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后,美国的这种寡头垄断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导致经济增长没有动力。

有数据显示,现在美国的垄断资本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的垄断,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了50%,然后它的银行之间又有很多业务,而银行业的产品又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所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讲,它是不可避免的。刘鹤副总理,2013年主编的这本书里边就发现,历史上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前(1929年和2008年),美国都是处在金融监管宽松时期。如果你有私人垄断企业,特别是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话,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你一定要监管。如果你监管不过来的话,你就把它国有化。这是中国这么多年一直搞国有银行的原因。这个做法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没有遇到所谓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收入两级分化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一次是30年代大萧条之前,1%的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全国家庭总收入的20%多。所以这个收入的不平等是金融垄断资本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又正好跟这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联系起来。

2016年的时候,就有数据说,美国有4900万人是吃不饱的,是没有吃饱就上床睡觉的。美国的人均GDP是6万多美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当经济运行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另外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情况也有问题。有个叫罗思义的英国人,他的英文名字叫John Ross。他就估算了一下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最近的美国2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率的趋势是往下走的。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十几二十年基本是靠借贷。所以我感觉,把中国的实践跟这个理论联系起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它的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中国的这个实践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从纯粹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这个所谓的“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和现代经济学理论是一致的,我就讲这些。



Q
&
A



问:相对于40年前,目前改革开放红利是否存在临界点?红利是否到头了?再开放也无非是增加外资,侵吞国资的利益而已。

胡鞍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改革开放,它是有多种红利的,有几方面构成。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前进入人口红利期(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60%),到2010年达到高峰,而后有所下降,但还是处在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还没有关闭(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60%)。现在中国进入人力资源红利期和人才红利期、教育红利期等,突出表现为各类人才和熟练技能劳动者规模扩大、占人口或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上升。因此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先上升、后下降,但是其他红利是持续上升的。毛泽东时代,无论是教育红利,还是健康红利,都对改革开放起到重要的基础性、长期性作用。如195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到1978年已经达到4.0年,人均预期寿命从41岁提高至65.8岁,现在又分别达到10.5年和76.6岁,仍然发挥和释放红利作用。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最大的红利,不仅在经济领域,又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也包括生态环境领域。当然,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有深刻教训的。1989年我们在《生态赤字:21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生存危机》的《国情报告》中指出,不仅要利用后发优势,也要避免后发劣势,尤其是不能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实际上还是不可避免走了这条道路。直到后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开始收获生态红利,突出表现为中国各地特别是北京PM2.5的明显下降。

在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什么经验,而后每十年进行一次重大的决策和顶层设计。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简称50条);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简称42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60条)。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一步步走到今天,也不断地释放各种改革开放红利。


问:你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在1978年,为什么非得在1978年?而不是1971年和1979年?

胡鞍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即将出版)一书中专门用两章来讲这一段历史,从1976年10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既是政治徘徊期,也是改革的政治准备期,是改革开放必经的阶段。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达成政治共识,才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之际进行了全面整顿,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错误,是一次改革的预演。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终失败。不过毛泽东批邓小平还是搞黑猫白猫那一套,让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了“猫论”。从邓小平被打倒那天,他就意识到早晚要搞改革开放。

当然,不仅还有邓小平一个人,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治党、治国领导人才资本。以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会为例,首先邓小平、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叶剑英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恢复工作的彭真是中共七届和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其他的老同志。还有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八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他不仅协助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还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八大文件,也包括协助邓小平起草八大党章。他们都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集体领导,开启并推动了改革开放。这就经历了一个政治准备期,转变成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领导人和平过渡阶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

谢谢大家。

-END-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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