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晚，恰逢周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20室座无虚席，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和长安街读书会联合举办的“国家能力与现代化强国建设专题读书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本次活动以《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制度研究》两本书为基础，围绕国家能力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樊鹏分别介绍了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相关思考。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何建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当天活动并就主题进行深入研讨。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主持。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发言 

 ///做原创研究，立中国学派 ///

胡鞍钢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小邦大治》这本书以新加坡为例把国家治理建设的来龙去脉讲的非常清楚，围绕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关于国家能力的原创性成果，是一个典范。《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这本书，以公安警察制度研究为切入点，对“已知”进行深化研究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知”，填补了空白。在研究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把公共安全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胡鞍钢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锁定公共安全这个问题有相当多的深度。无安全无发展。中国整个社会正在转型，变得更加开放，流动性更加强，如何给中国老百姓提供“安全”这个最大的必须品，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只有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安排，这种国家能力，才有可能给将近14亿人口提供一个不说绝对安全，至少相对安全记录最好的国家。胡鞍钢指出，中国学者应当持续地沿着创立中国学派这条道路在各自领域继续探索新知未知，增强我们的学术自信。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发言 

/// 小处入手，大处着眼 ///

王绍光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小邦大治》这本书着眼于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比较小，条理较易梳理清楚，论述起来比较简单，结构比较清晰，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毛主席一直讲“解剖麻雀”的好处，值得借荐。《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公安警察制度。暴力是现代社会里面最基本的东西，把暴力去掉就没有国家理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基本走着装整齐的现代警察制度这条路，这些国家的警民比非常高。反观中国，并没有强大的警力和警力预算分配，然而相比西方，中国的谋杀率是非常小的。因而增加警力是否是必由之路值得我们反思。王绍光指出，维护社会治安有三个机制可以采用：一个是冲突减少机制，另一种机制是冲突调解机制，最后才是暴力控制机制。中国从革命时期三套机制就一直在运行，这些年反而走向单一制，以第三条道路解决社会犯罪问题、治安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三条道路同时走，才能花比较少的成本达到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 

▲ 《小邦大治》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介绍本书主要内容

///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

欧树军副教授从学术研究脉络和经验层面分别梳理了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发展演变，他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新家坡代表了非西方化的现代化的探索，特别是它的吸纳和整合机制，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畅通机制。关于国家能力，欧树军指出，国家能力包含经典的强制、汲取、濡化、认证、统领、规管、再分配、吸纳、整合九个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社会控制、政治继承、学习-适应、正当性、法治、发展转型等。在现代国家的建设当中，究竟有哪些国家能力发挥了作用，这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欧树军指出，国家的建设永远在路上，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强国建设是目标，也将面临权利的不对称、发展的不平衡、信息技术、全球化的等一系列挑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成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就急于推进去工业化，它的经济不独立不健康，也会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小邦大治》这本书正是像解剖麻雀一样，解剖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 《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作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樊鹏介绍有关内容

/// 警察的本质：守土有责 ///

樊鹏副研究员围绕著作重点介绍了警察的本质，警察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最近十年来的重大变化。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展出来特别专业的警察队伍，它首先是一个地方化产物，其本质是守土有责，其最初的功能不是执法而是一种本土的服务机制。樊鹏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警力权的下放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地方可以根据形势调配警力资源因而更加灵活；建立了混编混岗等多元的机制；另外，激励机制发现了很大变化，由靠动员、宣传群众转变为靠经济激励。改革后期集权化、正规化、法规化，从财力、警力、行动、执法等各个方面把警察变成了“代理人”，守土有责的全信息系统被打碎，官僚变成低端官僚、执行官僚。这个过程对权利的完整性、权责的一致性、信息的充分性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有统一又有分裂，解决问题要靠机制。中国警察一定程度上还保持很强地方性、群众性、人民性。另一方面也很分裂，比如随时面临群众的质疑和中央上级对其通行强力的执法要求。樊鹏指出，对警察的研究不应当用法制思维来解决，它属于政治学范畴而不是法学范畴。

《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 欧树军 王绍光  著

《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制度研究》

▌ 樊鹏  著

▲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何建宇发言

/// 输出端的再结构化分析法 ///

何建宇副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反思中国政治研究。何建宇提到，在研究国家强制能力时，如果从输入端如每万人警察数量、财政投入等指标来评价的话，一个国家通常很难实现有效的强制和有效安全。换一个角度，从输出端如谋杀率、总体社会稳定情况等指标来评价的话，结果往往是好的。在研究现代国家建构时有一套基于西欧经验的建构历史过程以及理论模型，从这一输入端来看一直有人批评新加坡是一个维权主义的国家，不是民主国家。反从输出端来分析，新家坡这个国家的功能运转就比较良好，治理的民主也是不错的。这是方法论上的往前推一轮的思考，即创造概念再结构化。我们在思考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基本能力的时候，刚开始往往站在西方现代性的角度去思考，会觉得中国的特殊性很难自信地描述，借助再结构化这一理论工具我们发现就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发言

/// 组织、能力、制度三者的关系 ///

汪卫华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国家是一个行使公共权利的组织，以什么来行使公共权利，涉及到能力的问题，怎么行使公共权利涉及到制度的问题。一个组织的组织方式、组织原则等组织特性既会影响到不同空间下组织的能力，也会影响到组织制度设定的安排。贯彻国家背后的组织原则，也许是帮助我们认识能力和制度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一个国家在建章立制过程中不断地设定权利，这些权利又要有相应的能力变化去适应和调节。在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如何更加清楚的把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摆在一个适当的统一的框架去衡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研究领域。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发言 

/// 贤能政治与群众路线 ///

章永乐副教授对比分析了《贤能政治》（Daniel A·Bell，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和《小邦大治》两本书的研究思路并提出自己的思考。他指出，新加坡的政治运作一开始很大程度地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强调政党要深入基层，深入民众。单纯用贤能政治解释新加坡或者中国的话会忽略很多问题。实际上从这两个国家的实践来看，越是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社会，就越要强调群众路线，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对贤能政治的探讨有必要和群众路线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章永乐从另一个角度又指出，绩效本身能否产生正当性要看它在什么框架下被理解，因而需要一套绩效的标准。这个标准通常由一系列观念相互偶合而成。我们可能迎来正当性标准多元化的时代。因而，我们今天做得很多工作不仅是要说清楚中国的机制是怎么运行的，我们社会怎么运行的，我们同时也在做另一层面的事情，即描述什么是评价政体和政治制度的合适标准。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主持研讨会

长安街读书会的读者朋友们以及部分媒体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并就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 读书研讨会现场

文/国情研究院 阮萍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