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经济导刊》共同主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33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本期讲座邀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主讲，题目为“政体思维vs.政道思维：中西方政治分析比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到会致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仰出席并作点评。讲座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主持。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作主旨演讲

王绍光教授指出，中式的政道思维更多的是关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事物存在的外部大环境，因而偏重整体性。而西式的政体思维，更关注事物本身以及这些事物的特点，更注重分析性。

王绍光教授分析指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有“西方历史之父”美誉的古希腊史学大师希罗多德就已经开始谈政体。政体及其相关概念，在西式政治分析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古典思想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政体，是因为他们认为，政体对政治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政体分析依然是政治分析的主线。然而，用当今政治学的术语说，以往西方思想家有关政体的学说都是规范性研究，而不是实证性研究。因而，进行政体分析，人们很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即把全方位观察复杂的现实化约为只看一两个简单的指标。因为只关注一两个指标、只关注形式，政体思维很容易忽略政治体制其它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故而即便他们可以在规范的意义上证成某种政体是理想的，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政体就一定优于别的政体。

王绍光教授同时又指出，对中国的先哲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道，而不是政体，因为他们很清楚，哪怕政体相同，都是君主制，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可以非常不一样，其后果自然也会千差万别。从商周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复杂共同体，其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简单共同体）可以比拟。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亦必然比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王绍光教授认为，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最关键的不同是视野的宽窄。西式政体思维重政体，而政体只是各种制度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维并没有忽略“制度”，“治术”即包括各种制度安排，当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制度决定论，更不会陷入政体决定论。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致辞

孔丹在会上致辞。他指出，中信集团于1979年10月创办，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是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和窗口。中信发展集团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围绕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专题研究，是国内唯一一家由中央企业兴办的社会智库。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是面向全国高校师生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践行中国道路，发展重大中国学派，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人民四个自信，激发和增强中华民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在座很多都是青年学生青年朋友，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相信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作点评

崔之元教授作点评。他指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是各个民族文化传统激烈的碰撞和交流的世界。他重点探讨了在这种碰撞与交流的环境下人类共同体创新的问题。崔之元教授以AlphaGo及AlphaZero人工智能对战人类顶尖围棋棋手取得压倒性优势为例说明，对西方框架的批判不应当只停留在一个相反的、尚未被充分理解的传统，同时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对东西方实践进行共同的思考。围棋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体现东方文化内涵的，也是东方各国引以为荣的技艺。为了理解围棋，计算机科学自身也在发展，不断超越原有的局限。东西方传统（围棋与国际象棋所代表的不同规则与思路）最终在高的思维水平（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更复杂更深入更整体的逻辑）上实现了统一。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来创造一种更理想的政体和政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作点评

潘维教授作点评。他指出，王绍光教授的讲座逻辑十分清晰，体现了一种学术自信和思想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他“学贯中西”的学识，来源于他对学术史扎实的梳理，这些需要勤奋才能做到。王绍光教授关于“中西方政治分析比较”的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政治学里面是先进的，翻译成英文，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出色的。在学术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在政治学界也会影响深远。

刘仰研究员作点评。他指出，今天我们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历史长河中，民主并不受统治者欢迎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战争需要流血牺牲因而带给这些参军的人一部分权力，放权又给统治者带来“烦恼”，当某一个政治制度出现雇佣兵，民主则又不复存在。关于为什么会产生政体的问题，刘仰分析指出，在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制度下，面对战争这一共同利益，权力有了部分妥协。而当没有战争时，利益则是一种刚性划分。在严格的等级划分里，如何行使政治统治，这就出现了寡头制、独裁制、僭主制、民主制等所谓的政体。

最后，王绍光教授对嘉宾的点评作了回应，并对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现场解答。

清华大学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200余人到场聆听了讲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主持讲座

讲座现场

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