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新发展专题研讨会暨《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新书交流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顺利举行。

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经济导刊》杂志社社长季红，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彭宗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张小劲出席会议并发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主持会议。

▲ 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发言

孔丹代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首先发言。他对作者为撰写出版《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所作的努力和本书的现实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本书简明扼要地呈现了集体领导体制的一系列重要内容，在研究方法论上值得推崇，体例得当，便于传播。

▲ 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经济导刊》杂志社社长季红发言

季红代表《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的出版机构中信出版集团发言。她为本书的出版向作者表示祝贺，并就中国道路研究和出版工程作了介绍。她认为，本书的讨论很好地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宣传党的十九大具有重大意义。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发言

本书作者胡鞍钢在会上发言。胡鞍钢对2017年4月自己作为讲座主讲嘉宾参加“中信大讲堂”活动的有关情况作了简要回顾，并就如何认识中国、开展中国研究谈了思考和体会。他说：

“近年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策划了中国道路系列丛书的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在学术界产生更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正在积极与境外出版社合作推动《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的外译工作，尝试通过境内外出版社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学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目前，本书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发行，英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我们也非常希望有关主流媒体加强与中信方面的合作，将真正反映中国学术与中国社会主流、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成果和思想传播出去。

《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是我们长期跟踪研究的成果。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一天之中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思考、长期研究，这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继承性，对此我们在本书后记中已有详细说明。实际上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就形成了题为《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国情报告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受到高度重视，引起较大反响。后来这份报告经过丰富和补充之后于201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4年初本书再版，补充了关于十八大上领导人新老交替及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国内调研和出访的研究；同年又由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正式出版英文版，2016年底又推出了韩文版。正是这本《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为这次我们进一步撰写和出版《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还想说明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习近平同志开启的是一个“强党时代”而非简单的“强人时代”。近年来西方包括国内学术界一些人认为习近平开启了一个“强人时代”。但我们这本《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强调的是，习近平开启了一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打造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强党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具挑战性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约束精神，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可是西方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集权、威权等标签化的概念说事。

十八大以来，已经形成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又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这不仅体现在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还体现在党内正式会议制度的运行强度之高，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深改组会议等，会议决策十分密集。这些会议制度是源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但今天它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超过了早前的时代。因此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还将在这本《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我们的研究。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国际交流确实在不断增强我对中国的自信。现在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体制，再像过去那样大贴“集权”、“威权”的狗皮膏药已经不灵了。2010年我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有关专家讨论中国医改时他就说，奥巴马（当时还是总统）想给普通民众做事，但我们（美国）的制度让他做不成；胡锦涛主席想为中国人民做事情，你们（中国）的制度就可以支持他做成。当时是2010年，中美两个世界大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医保改革。今天来看，美国还在“翻烧饼”，中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覆盖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医保体系，老百姓从中受益。这个案例，应当能够激发我们增强学术自觉、树立学术自信。

我认为，学术有“三自”：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孔丹同志提出开创中国学派，就特别需要这种自觉、自信和自强。我们在这些年的研究中，也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做下来。受季红同志的支持，我们在本书119页之后以附表形式列出了研究中经过整理统计的若干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知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外国人来引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书中还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做了总结。我们用了对比的方法，中国是怎么做的？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又是怎么做的？西方观察中国、向中国取经，客观上对学者归纳和总结中国制度提出了要求。当然，我们已经总结出的方面更多地属于经验层面，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还会进一步理论化，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性，因此这项研究还会持续下去。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创新——再实践、再认识、再创新”的往复循环。我之所以在毛泽东提出的“从实践到认识”的两步划分基础上又加“创新”这个关键词，是为了强调我们在创新中既要突破他人，更重要的是突破我们自己。”

其他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本书内容及会议主题介绍了有关思考和研究成果。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发言

▲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发言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彭宗超发言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发言

▲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张小劲发言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主持会议

《光明日报》和光明网、中新社、《环球时报》、《学习时报》、新华瞭望周刊、《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院院刊》、瞭望智库、《文汇报》等媒体应邀出席会议，并就关心的问题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国情研究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