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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日期: 201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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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12月14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二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就“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

本文根据薛澜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薛澜教授本人审定。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特别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这40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对广大公众来讲,科技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和了解。实际上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领域所走过的改革历程,与其他领域一样,也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简单就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开放40年历程做一点介绍。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做一点背景介绍;其次是讨论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的历程;然后对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不足做一些评论;最后对科技创新政策做一些反思。


一、引言

最近,国内对中国创新政策的评价像过山车一样。时而报道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一些巨大成就,没过多久又报道某些重要领域被“卡了脖子”。尤其是最近中美贸易战,很多人认为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中美贸易战背后的重要原因。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有很多指责,比如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中国强迫技术转移,中国产业政策扭曲,市场非良性竞争等,好像中国是通过这些措施才取得了科技进步的成就。从最善意的角度去看,这显然是对中国科技创新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中国科技创新进步是怎么来的?目前状况如何?未来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已经不简单是学术研究问题了,解答这些问题对破解我们现实中的政策问题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科技创新改革历程(1978-2018)

中国科技创新从1978年到2018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在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中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和回顾。这本书《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1978-2018》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汇聚了科技政策领域国内最前沿的一些学者的集体智慧。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这本书从两个方面展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开放的历程: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改革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事件;二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展开,包括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高校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区域科技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军民融合发展,科技全球化与国际合作。下面我把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做一简要介绍。


2.0 历史沿革:奠定发展基础

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并不只是近40年发展起来的,而是过去百年的历史积累。如果真正要回溯历史的话,可以回溯到1895年。那一年,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获准设立,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旧址

从1895到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国内战乱不断,当时的高校面临的环境是非常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等高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共克时艰,在昆明郊区很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保持教学研究工作,并培养出了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一代科技精英,其中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

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有210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包括中专。其中,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有74所,省立80所,私立56所,当时一共招收15万多学生。15万大致相当于中国现在前两所招生最多的高校的学生数量,而这是当时全国高等教育招生的人数。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已经有一定的基础。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担任院长。抗日战争前的1935年,中国曾经有70多所研究机构。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研究院被疏散到西南等一些地方。到1949年,只有30多所留了下来。这些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有5万名左右。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蔡元培先生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委任状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南京研究院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技发展进入布局与追赶阶段。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之后,中国科学院就正式成立。当时,中央政府派出专门的工作组到苏联学习怎么建设国家的科学院。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很快进入正常运行,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省市自治区,设立很多相应的应用研究所。

高等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952年开始实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压缩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发展理工科,以适应当时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成立了许多单科或者多科的理工科院校,比如清华的地质系分出去成立了地质学院,航空系分出去成立了航空学院等。虽然这些调整有利于尽快培养国家工业化发展急需的大批工科人才,但压缩人文社会科学的举措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不利影响。

从建国之后一直到文革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紧跟着国家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1952年有211所高校,到了1953年院系调整后压缩至182所,1957年增长到229所。到1960年猛增到1289所。通过这个数字可以看到大跃进不仅仅是在炼钢、粮食生产等方面,在高等教育上也有一个大跃进的阶段。当然这个很难持续下去,到了1965年回落到434所。文革时期的70年代到了最低点,有300多所。

建国后中国的公立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总体来说发展都是很快的,不足的地方就是产业技术创新。建国之后,中国的主要技术来源是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五十年代有156项工业技术引进项目,为新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建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阶段中国科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65年,中国建立了1700多个科研机构,培养了15万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很多重要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例如: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当时很多专家评价这是一项有获得诺贝尔奖潜力的研究成果;两弹一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李四光先生油成相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等等。

但是这个阶段也遇到了一些挫折。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7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苏中关系,宣布召回苏联专家,并不顾中方的要求,在一个月内撤走了1390名专家,停派909名专家,单方面撕毁600个协议和合同。1960-1967年,中苏两国科技人员交流来往的人数只有100人左右,主要是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苏联方面来华专家40人左右,中国赴苏专家60人左右。中国与苏联从亲密无间的合作,一下子降到冰点,这对当时的很多科学家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

苏联撤走专家,迫使中国更快地进入自力更生的道路,进入科研攻关的新阶段。印象很深的是2003年,我们在做中长期科技规划时讨论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很多老专家尤其是经历过那段时间的老专家,强调一定要搞自主创新,一定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但是,1966年以后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科研活动几乎陷于停顿。


2.1 拨乱反正,迎来科学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把禁锢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桎梏打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现场

1978年到1985年间,中国农村改革、沿海开发区设立等,使中国的经济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时期的乡镇企业对新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人员,仍然在科学的殿堂里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如何激发科研人员的动力,如何使创新系统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如何改变科研机构的行为和文化,使其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新现实?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政策挑战。


2.2 启动改革,发展高新产业

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揭开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决定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得大学和科研院所愿意为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的政策措施有:削减研究所的经费拨款,逐渐地把研究所的“皇粮”切断。同时,开辟一些新的竞争性科技计划,包括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以及后来的攀登计划等。这些计划都有相应的政策目标,引导科研人员往这些方向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不仅调整了经费的拨款来源,还建立了技术市场,改革了科研机构管理,鼓励科技人员下海创业等等。在一推一拉的作用下促使整个科研体系真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科技部确定了11类高新技术,推动高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但当时中国总体的大环境对高科技发展还不是非常有利。因此,从1991年起至2012年9月,国务院先后批准建立了114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高新技术的发展营造局部环境和政策,以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随后国务院还设立了超过4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高校科技园等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推进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到九十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推动科研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第一个下海吃螃蟹创办高科技企业的中科院研究人员陈春先

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很多科研机构并不能完全适合走市场化道路,在这个阶段有点无所适从。比如1996年我回国后采访过中科院的一个地质方面的研究所,该所试图通过举办宝石鉴定服务部来参与为经济服务,但经营非常困难,很难与市场结合。


2.3 知识创新,建设创新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研人员和科技政策研究者开始反思,在国家大的创新体系里,什么样的机构适合为市场服务,什么样的机构可能需要做一些基础研究而不能走市场化道路?1998年内,中科院最先向中央提交了知识创新工程报告,提出中科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应当是搞技术创新以创造市场价值为主的机构,而是要做知识创新,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个整体的改革规划。这个报告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批示,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

之后应用型的公立科研机构也开始进行改革。很多研究机构原来所依附的政府部门在1999年的政府改革中被取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应用型研究机构没有了上级部门,只能着手改革。当时有242所公立科研机构首先进行试点,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走向市场,后来在全国各地推行。从1999年到2003年底,有1050所应用型研究所完成转制成为市场主体,有99个研究机构与大学合并或转成非盈利机构。

这一轮改革也注重推动产业研发,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企业研发中心,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同时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我们通过对1999年-2000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的调研发现,商业周刊排名前1000家的大公司在中国设立独立研发机构的公司超过30家。

这一轮改革期间高等教育也进行改革,高校开始扩招。1998年前,超过300万人参加高考,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被录取(毛入学率1990=3.7%,1998=9%);1999年,招生人数比1998年增加了47.4%;之后若干年,招生人数的增长率都保持在两位数,使得高校在校生从1998年的643万增长到2005年的2100万。2005年毛入学率达到21%,2013达到34%,到2017年是45%,毛入学率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了。但是,高校招生人数高速扩张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保证教育质量。近年来,教育部的所有的重大政策都在特别强调要重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2.4  自主创新,制定科技规划

2003年,国家开始新一轮的科技体制重大的改革,此轮改革最主要的标志是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当时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压力巨大,环境资源的约束也越来越明显,因而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2003年夏季,两千多名科技专家,包括社会科学专家、企业家等,在超过20个主题方面开展战略研究。

200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纲要明确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和目标;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提出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提出很多重要的应用领域,包括能源环保等等;部署了很多基础研究领域和交叉领域;批准设立了16个重大专项,包括登月计划等;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个规划纲要为2006年到2020年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按照这个规划在不断地推进。


2.5  深化改革 创新驱动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最核心的目标是深化改革,用创新驱动发展。在这个阶段有很多具体的措施,首先是简政放权,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即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30年后的同一天,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新的部署。这个改革的文件与之前文件最大的不同是,该文件特别强调怎样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生态,来推动创新发展。

对科技计划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首先,成立了一个平台——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密切相关的3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统筹关于科技计划管理的各种重大决策。以前存在的科技计划太多太乱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这个部级联席制度整合起来。由三个柱子来支撑这个平台:第一个柱子是由14位专家组成的战略咨询和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在科技计划管理等方面为国家提供相关的咨询;第二个柱子是专业科技项目管理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实现决策与执行分离;第三个柱子是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在事中事后的监管和绩效评估方面发挥作用,强调评估的客观中立。

具体的科技计划是按照五大平台组织的。第一个是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第二个是重大科技专项,关系到未来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这类专项涉及的资金多是好几百亿,时间也比较长。第三个是科技计划中国最重要的一类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针对各领域突出的共性关键、社会公益的技术问题,从重点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一直到产品的研发以及成果的推广,形成一个研发的链条。第四个是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孵化器方面的发展。最后一个是人才基地计划,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以及各类人才计划等。

 

三、改革的成功与不足评析

在简要介绍了1978年到2018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演变过程的五个阶段之后,再来介绍这四十年的发展与改革存在哪些成功和不足。


3.1成功的方面

在创新系统改革和加强研发投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的研发投入领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中国已超过欧盟国家平均值,中国2017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13%,欧盟国家平均值是2%左右。当然中国与一些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4%,美国、日本等在3%左右。但是,中国经济的总量非常大,我们的研发投入总额在全球排第二,同时,按购买力评价来考虑中国研发投入比例已经比较接近美国。

中国在很多重要的领域,如航天、高性能计算机、新能源、纳米材料等领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科学和技术的一些重要领域,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都处于领跑或者并跑的阶段了。

另外,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在很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系统的重要力量。根据Elsevier的Scopus数据库,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从2016年开始在全世界名列第一,当然这也取决于统计的口径,但是总量非常高,在全世界保持前两名。2014年汤森路透公布了全球21个研究领域最高被引的3000多名科学家,由美国主宰,中国有163名,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8名,俄罗斯8名,南非11名)。2016年同样的分析,全球共有3083名学者,中国有175人,已经在全世界排到第四,美国是1465人,英国是346人,德国是177人。应该说在高质量论文发表研究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对中国发表的论文是否存在只关注数量不关注质量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以澳大利亚高水平学术期刊群为基础进行分析,分析各个国家高水平论文发表的数量,可以看到中国在高水平论文发表上的进步也是巨大的。图1中间的黄线是中国高水平论文的发表走势,其它的有英国、德国、日本等等,中国已经稳定的超过了其他国家。当然这个图没有包括美国,美国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后面会看到。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图1各国高水平论文数量

另外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和企业,包括高铁的综合创新,联想、华为、小米等国际化的高科技公司,BAT,以及吉利汽车、潍柴动力、三一重工等传统产业领域中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取得这一系列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和开放形成了良性互动。国内改革满足了创新的内在需求,并为创新系统开放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从而促进了创新系统的进一步开放。同时,随着创新系统的不断开放,国外的经验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借鉴(科技园,知识经济等),国外创新主体的参与也推动了改革的深化,从而提出了新的改革需求和改革的方向,使得中国的创新系统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到全球创新体系当中。这样,国内改革与国际融合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改革为更好的国际融合创造了条件,更好的国际融合又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和需求,使得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在科技和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3.2 不足的方面

尽管我国科技改革成绩斐然,但是我们还得要承认,改革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原创性高水平研究方面,我们与美国差距很大。图2在图1的基础上,加入了美国近年来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数量,黑线是中国,堪称黑马,上面橘黄色线是美国的论文发表数量,相比较而言中国与其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原创性高水平研究方面,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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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各国高水平论文数量

中国产业创新能力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但是整体的国际创新能力还是远远不够,劳动生产率不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整个劳动生产率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后,与我们总量排在前面是不相称的。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排名中仅仅从第81位上升到第77位。从2001年到2012年的十二年间,在20国集团的19个国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排名一直位列第17位。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个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

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一些重要核心领域,存在严重的技术依赖。中兴事件反映出我们在集成电路领域的高度依赖。图3是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出口情况,灰色柱体是进口额度,白色柱体是出口额度。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2270.7亿美元,连续四年超过2000亿美元,也远超同年石油1165亿美元的进口额,是价值最高的进口商品。中国集成电路行业贸易逆差达1657亿美元,由此可以推断出我们的依赖程度。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图3 2016年集成电路的进出口情况

2008年到2009年,我们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同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情况。从总体结果来看,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但是仔细分析,我们的贸易顺差最主要的是来自加工贸易,并且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创造的。这说明我们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还有很多的不足。

中国的产品质量无法满足需求,知名品牌缺乏。我们有很多的出境游客在境外购买大量的国外名牌产品。改革开放40年,真正在这个期间发展起来的知名国际品牌数量稀少,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3.3原因

具体分析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改革有待深化。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传统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改革迟缓,对大学、科研单位、医院等这些知识密集型领域的影响很大。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还没有形成,虽然我们有一些高校在全世界的排名不断提高,但是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前些年我做过一些关于中国高校的区域分布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高校过多集中在中心城市,一个省最好的综合性高校、理工科高校都集中在省会城市或副中心城市,这些高校吸引各方人才来读书,毕业后往往就留在上学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许多的二三线和其它中小城市的人才匮乏,这对中国发展是不利的。还比如我们现代公立科研机构的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的研究等等。

其次,中国的市场改革尚未完成。政策导向对创新过程中的非科技因素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市场环境重视不够。科研是把资金变成钱,创新的核心是要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要靠市场。如果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竞争的非常成熟的市场,创新的效率很难提高。因此,市场的因素是制约中国创新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企业还可以采用低成本竞争、抄袭仿冒、不公平竞争等方式去获得超额利润,这个企业就不会去搞创新。只有把这些漏洞全都堵住,只有当市场真正公平,企业没有其它可以积累优势的选择时,企业才有真正内在的创新动力!另外,金融体系的改革迟缓,创新融资渠道不畅,创新人才培养及发挥人才作用的机制不健全等,这些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另外,创新能力积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即时间的问题。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取得了不小进步,但还要遵从客观规律,产业创新能力的质变需要时间。一位技术史的专家说:“中国近现代技术的发展历程,不是一部发明史,而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土化的进步史”。我国技术发展也的确是这样的过程,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主要靠西方的技术,上世纪中后期通过苏联的技术转移,到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二十年主要靠外资引进。近20年,中国真正特别强调要有自己的创新能力的积累,从这一点来讲,还需要有点耐心。此外,观念、文化、体制、管理模式的改变也需要时间。比如引进外资、加工出口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形成了巨大的思维和体制惯性。前几年我们对于浙江、广东的企业采访也反映出,一些盈利好的企业缺乏搞创新、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它们最可靠、稳定的盈利模式是接国外的大公司的单子进行生产,开发新产品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风险高。这些观念的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

 

四、科技创新政策40年反思

前面分析了改革的成功和不足,下面对科技创新政策这四十年做一个反思,这里面有一些值得去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的互动。我们公管学院的重点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无论在任何国家,公共政策研究和一些纯基础性的研究不一样,需要与实践进行互动,政策实践向政策研究提出研究需求,同时政策研究要为政策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科技政策、科技发展的这40年,确实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应该说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批学者的研究对这个决定的制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个人非常有幸地参与到1998年之后的改革过程,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等项目,当时,我们将OECD发布的知识经济系列报告翻译成中文,对国内这个概念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在科技部指导下,从事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为国家创新体系方面的政策制定起到了支撑作用。在公管学院从事科技全球化的研究,也为跨国公司研发政策制定起到了相关支撑作用。所以,政策的研究就是为政策实践提供新的思路支撑。

做政策研究,也需要从政策实践中去汲取营养,去找更好更新的问题。实际上在政策实践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去深入的研究。其一,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应当如何让科研活动为经济建设做更好的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始终是国家领导人高度关心的问题。十三五关于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到了科技贡献率,虽然作为一个指标,这个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得到了很多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到底科技对经济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二,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怎样从理论上去分析和验证它到底对这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中国的创新活动有什么样的有利的、不利的影响,怎么样利弊权衡,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三,如何鼓励并合理规制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非常快,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积极推动其发展,更好地造福人类,怎么样有效规制可能产生不利的问题。这些给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公共政策研究只有在政策实践当中去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才能保持活力。

其次,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区别。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的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实质是推动创新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政策作用的对象和政策手段往往是科研体系和科技政策。一方面,这样做是有作用的,能够去更好地推动知识生产,有利于价值创造。但这毕竟不同于价值创造。前些年,我们把两者混在一起,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将科技和创新政策进行区分,以保证二者各司其职。科技政策就要按照研究活动的规定配置科技资源,营造环境,鼓励创新性研究,心无旁鹜地做研究。而创新政策,就要按照创新活动规律,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人们的创新创业精神,提高创新活动的效率。这两类政策是不是我们要适当地区分一下?

最后,科技创新发展与科技创新治理。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当中,全社会给科技创新赋予了很多光环,并认为创新和科技都是好的。所有的政策导向都是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但是对于科技创新发展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很少考虑。多年来中国的科技相对来讲比较落后,但好处就是,很多新技术在国外已经有多年的应用,可以说很多的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处理。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当中国在很多新兴科技创新领域中已经开始走在前面时,对于科技创新发展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各种风险应加强重视。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如果没有很好的伦理道德的规制体系,很有可能对人类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威胁。人工智能、地球工程等很多领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权衡利弊,做出理性的决定,需要得到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当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科技与经济关系的问题,这是贯穿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改革40年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主体定位问题,企业、研究机构、高校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分工定位,运行逻辑和效率之间的相似与差异;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自主创新的内涵是什么,谁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的目标是什么?具体如何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和研究。我也特别期待今后在这些问题上能够跟各位学者和同学们有更多的交流,谢谢大家。

薛澜: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国情讲坛

文字整理|阮萍晶

摄影|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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