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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日期: 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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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月25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七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就“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在现场演讲整理稿的基础上,王绍光教授又增补了大量信息,形成本文。全文共计2.5万字。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发表演讲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哪个任何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不过,中国过去四十年的个案是否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者是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由于时间有限,我这里只以两个时期为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在埃及,19世纪中叶,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开始进行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的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托曼帝国在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1878-1944) 曾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在中国,清王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后,它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样在1980年,数个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在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已经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图一: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1985年=1)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Total Economy Database:Output, Labor and Labor Productivity,1950-2018,March 2018          

 

图一对比了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增长态势。如果以1985年为基点,到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近7倍,对比这些国家,可谓是一骑绝尘。前苏东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土库曼斯坦,一个油气资源排名全球第四、人口却与深圳的宝安区差不多的国家。其余25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在这33年里人均GDP增长超过了两倍。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图二:中国与九国的经济发展态势(1985年=1)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Total Economy Database:Output, Labor and Labor Productivity,1950-2018,March 2018 

在图一中,26个国家的增长曲线挤在一起,遮蔽了一些表现极差的国家。图二,把9个这样的国家摘出来,它显示,与35年前相比,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其中4个国家的水平不升反降。最惨的是乌克兰,2018年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居然如此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十分常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恐怕十分罕见。难怪西方主流媒体不会告诉大家,按照他们的方案进行改革开放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上面的对比揭示克一个简单的事实: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问题是,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一个飞跃?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第一大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前共和国的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关于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关于这个问题,我前不久在另一个场合专门讲过,这里不再赘述。[1]

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二类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原因其实蛮简单,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利益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调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和、减轻随利益重组而来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成功。换句话说,我今天的论点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是相当难的;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样东西至关重要,即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关于基础性国家能力,我已经在多本书籍与多篇论文中详细讨论,这里也不再重复了。[2]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说起: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3]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到后面。关于东西方之间出现过一次大分流,历史学家们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分流发生的时间与原因。有些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年、1600年就已经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就是关于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不管持哪一种看法,大家也许都会同意,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才是真正的分水岭。

我们应该看一看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是否发生过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东方却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也许与工业革命有关联,因为时间上的先后预示着逻辑上的因果。

回头看,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欧洲出现的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人均GDP年增长速度从1000-1500年间的0.12%上升到1500-1820年间的0.14%,差别只有区区0.02%。不过,随着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从1820-1870年是0.98%,1870-1913年达到1.33%。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两次大战,增速下降到0.76%;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表一: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人均GDP增长速度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元年时,西欧的人均GDP是576,中国是450;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450,几乎没变;但是欧洲下跌到427。这就是说,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为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恰恰是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近现代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欧洲与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经济几乎不增长;而近现代国家出现之后,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表二: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世界人均GDP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关于这一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年-1679年)看得很透彻。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4]“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5]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理论告诉我们,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但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话,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

“政府总是软弱无力。经过好久之后,政府才能保护人民劳动的果实,使其不受附近人的侵犯。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因为这时候懒惰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依靠勤劳者以为食,把后者所生产的东西消耗掉”。

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

“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

暴力在斯密眼中是如此关键,以至于他概况道:

“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6]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

“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7]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况此后发生的事:

“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8]

上段话提到“绝对王权”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fiscal military state)替代。[9]哈佛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亨歇尔(Nicholas Henshall)在1992年出版的《绝对主义的神话:现代早期欧洲王权的变与不变》一书中也指出,“绝对主义”的提法相当误导,同样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10]因此,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做“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11]正是“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做“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MichaelRoberts)于1956年提出的。[12]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辩论,大部分相关学者现在都同意罗伯斯的看法: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组织、军队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GeoffreyParker)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

“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他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13]

帕克的这句话说得十分直白。其它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例如,美国最著名的国家构建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著作中会提出下面这个等式:

军事化(Militarization)= 文明(Civilization)[14]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capacity),而他讨论开战能力那一章的第一句话是:

“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作出巨大让步”。[15]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从表三可以看到,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表三: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东西方开战能力对比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 数据来源:IanMorris,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pp. 180-181.

莫里斯的估算并非凭空而来。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表四涵盖5个欧洲国家,从中可以看到,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

表四 欧洲国家军队的规模,1500年-1980年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 数据来源: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p. 79.

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也许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但一个很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战事频繁就会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

有人根据史料绘制了图三,其中深色线条代表中国,浅色线条代表欧洲。据分析,在1450-1550年间,中国战事不多,军事创新停顿;而同期西方战事频繁,大战不止,激发军事创新加速;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这一止一进,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16]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少,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17]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图三:欧洲与中国的战争频率
数据来源:Andrade,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 6.

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也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如果细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知道,虽然其第五篇第一章题为“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实际上论证的无非是: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

“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18]

斯密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专业的警察。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在伦敦,并很快普及到英美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19]

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差不多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也沦为殖民地。

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比利时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占当地人口约一半左右;即使活下来,很多人都受到殖民者的砍手惩罚,因此断手之人随处可见,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État Indépendant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20]当然,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据说,李鸿章会见比利时谈判代表团时吃惊地说,“我还以为非洲人都是黑皮肤的”。在1901年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比利时在中国天津建立租界,面积740亩,一直维持到1929年。[21]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曾引用威廉·豪伊特(William Howitt)的话说: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22]

依据大量19世纪的材料,在列举殖民主义的斑斑劣迹后,马克思本人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殖民主义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23]

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是大规模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最早进行奴隶贸易的正是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国家:西班牙与葡萄牙从16世纪初就开始长途贩卖奴隶;荷兰、英国、法国紧随其后,并把奴隶贸易的规模越做越大;后来,其它欧洲国家卷入奴隶贸易,包括丹麦、挪威等国。那时,在西方语言中,factory这个词通常是指非洲沿海设立的奴隶贸易据点,还没有工业生产场所的意思。[24]

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当奴隶,部分学者估算的数据更高;加上在航运与贩卖过程中死亡的奴隶(约1000万人左右),非洲人口损失可以高达3000万。有学者估计,17世纪初,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是18%,但300年后,这个比重跌至6%;而在此期间,欧美的人口翻了好多翻。[25]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也谈到奴隶贸易与原始积累的关系: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他特别以英国商业重镇利物浦为例,指出

“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26]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

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27]

威廉姆斯的观点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辩论。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他的研究方法看似不怎么先进,但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像样的历史与经济研究能够推翻他的基本判断。[28]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RobinBlackburn)1997年出版了《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对奴隶制与英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详尽的讨论。他指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在此意义上,这个因素

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29]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长期以来,在美国研究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神话:奴隶制及其作用仅限于美国南方;而事实上,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事实: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而不是新英格兰的梅里马克河两岸(人们通常认为梅里马克河沿线的纺织业在美国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而不是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说的那样源于铁路;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与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意味着,空间距离并未将奴隶制的受惠者仅限于南方的庄园主;恰恰相反,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总而言之,奴隶制对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内战打响前几年,南方杂志《狄波评论》( De Bow'sReview )刊载的一篇题为“北方与南方”的文章,会把奴隶制称之为“北方繁荣的奶娘”;[30]为什么《棉花帝国》的作者、美国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者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会将自己编辑的一本有关美国经济发展史的新书命名为《奴隶制的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

“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31]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正如彭穆兰所说,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32]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会出现所谓的“大分流”。欧洲国家当时为什么会如此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呢?一位英国议员斯塔普雷顿(Mr. Stapleton)在1873年向其选民说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欧洲人的紧迫感:

“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大的制造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真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赢得竞争。”[33]

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而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曾在北美与南美参与殖民扩张的英国冒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Raleigh, 1554-1618)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34]

据说,这句对女王产生了巨大的触动,使其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更不要提对印度贸易的垄断。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两度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督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Pieterszoon Coen)以冷酷无情著称,其基本信条是:暴力乃获取利润之必要条件。他在1614年给十七人委员会(东印度公司的决策中枢机构)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阁下们,根据经验,各位应该知道,只有诸位掌控的武器才能为驱动和维持与亚洲的贸易提供保护,而这些武器则必须由贸易的利润来支付。也就是说,没有战争就无法进行贸易,反过来,没有贸易也无法进行战争”。[35]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如果本地人不愿与之往来,它们就用枪炮轰开市场的大门,并把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强加给对方。鸦片战争就是它们开拓市场方式的范例。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于17世纪下半叶活跃与伦敦金融城的商人兼政客、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帕皮隆(Thomas Papillon)在1696年出版过一个著名的小册子,题为《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这个标题足以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英国的重要性。[36]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巅峰时期曾有7万雇员(其中五分之一是雇佣兵),据估算其市值相当于今天的7.4万亿美元,是苹果公司市值的近八倍,被人称之为有史以来市值最高的公司。[3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荷兰称作“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国家,“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38]

马克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描述也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39]

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

“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40]

难怪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

“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41]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只是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d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42]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还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更何况,当时的很多组织的性质是混杂的,既是商业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如各种军事化的海外垄断性贸易公司。此外,战争本身也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商务机会,例如大小规模的军品生产,陆军与海军的补给,建造战舰与堡垒的承包商与分包商,跨国银行服务,以及尾随军队、提供服务的商贩等等,这些生意的经营者往往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职与退役的士兵与军官可以利用自己在军队获取的组织能力,游走于军队与公司之间,变为叱咤商海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历史研究也发现,那时

“企业家通常出现在商人或军队之中。军事领导人特别合格,因为战争经常是出于经济原因而进行的。 在战斗中设计并执行成功战略的指挥官们往往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但也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43]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的角色。关于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般的教科书会抽象地谈到这些因素的作用,完全剥离了这些因素与暴力的内在关系。然而,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毫无色彩的抽象名词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斯坦福大学的印度裔英国史教授普里亚·萨提亚(Priya Satia)在2018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其书名就清楚点明了暴力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枪炮帝国:暴力造就工业革命》。[44]这当然不是新观点,布莱克本在《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的最后一段话中也总结道:

“英国工业化的道路之所以平顺,是因为它会毫不犹豫地、无情地使用暴力开路”。[45]

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

“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6]

不管作不作道德上的判断,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因为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就需要国家增强其汲取能力,或更直白地说,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让政府学会如何筹钱。关于汲取能量的重要性,早在16世纪,现代国家刚刚萌芽之时,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之父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几本著作中谈及税收与战争问题,[47]其名著《共和六书》中有句名言:

“财源即国家之神经”。[48]

这句话此后不断被人引用,尤其是在17-18世纪,当军事革命突飞猛进、殖民主义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

比博丹晚半个世纪的霍布斯对战争与税收也非常关心,他在英国内战前后出版的多部著作都涉及税收,[49]而且他只要谈起税收的必要性,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提及战争:

“主权者针对人们资产征收的税款只不过是主权者维护和平、提供防务的代价。”[50]

“关税与贡赋只不过是对那些武装起来、守护我们的人进行的奖赏,因为分散的个人无论付出多少精力、作出多大努力,也无法抵御敌人的入侵。”[51]

“主权者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税收只不过是种工资,付给那些手持公共之剑、为各行各业保驾护航的人”。[52]

回顾17-19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蒂利对此的概况十分到位:

“在这个千年(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量大幅攀升”。[53]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了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54]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也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55]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以人均上交白银的重量公克计算)明显上升,从1650—1659年的38.7公克上升到1700—1709年的92公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1820—1829年)达到315公克。而同期,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56]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太多,人均税收都翻了很多番,只是有些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的汲取能力比别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国、西班牙、荷兰)增强的速度更快(见表五)。可见,国家汲取能力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简单副产品。人均税收水平提高,这些国家的税收总水平当然也相应大幅提高。

表五:人均年税收(公克白银),150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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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The European State Finance Database,“Nine-year moving averages of totalrevenue per capita in England, 1490-1815 (in constant prices of 1451-75)”,http://www.esfdb.org/Table.aspx?resourceid=11287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与英国与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考虑到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57]傅瑞斯(Peer Vries)估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税收不会超过3亿两白银,这是非常高的估计,远高于其它学者的估计,如张仲礼、李中清、王国斌、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欧立德(Mark Elliott)等。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却实在太低:3亿两约为110亿公克白银,而中国当时的人口已达3.5-3.6亿,即人均税收是约30公克白银,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58]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59]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60]作为反面的例证,毛里西奥·瑞尼茨门(MauricioDrelichman)与汉斯-约阿希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2014年出版的专著发现,由于有意外之财(来自美洲的白银收入),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作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61]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62]图四显示,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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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1650-1913年
图片来源:Mark Dincecco, “The Rise of EffectiveStates in Europe,” The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 Vol. 75, No. 3 (September 2015), p. 910

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63]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

“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64] 

剑桥大学的韩裔政治经济学教授张夏淮有一本书的标题是“踢开梯子”,说的是,发达国家昔日借助某些梯子爬到了今天的高度,现在却一脚把梯子踢开,转而向发展中国家兜售所谓“好制度”、“好政策”。[65]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66]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切不可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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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讲坛』第七讲现场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即使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应该如何解释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1]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并得到多位名家的重磅推荐。该书的作者认为:

“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2]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

“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3]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4]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

“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5]

不过,在批驳第一种流行看法时,彭慕兰有点过于强调中日之间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第二个流行看法的问题是,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比不是明治维新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存在;两国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差别使得明治维新以后两国的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图五显示,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这使得,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到19世纪的最后十余年,已呈天壤之别。很明显,中日两国之间在人均GDP方面的分流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之后;

“这些早期的增长突破为1868年明治维新后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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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661-1900年中日人均GDP情况(2011年国际美元)
数据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2018) by Jutta Bolt, Robert Inklaar, Herman de Jong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data/mpd2018.xlsx.

在人均GDP方面出现分流的同时,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图六来自一项对日本徳川幕府和中国清朝的比较研究,其作者明确指出,因为这张图中的数据大大低估了日本汲取能力,中日之间在汲取能力方面的差距远比这张图显示得大。尽管如此,图六显示,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水平急剧下降,致使中日在汲取能力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据该项研究的作者估计,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家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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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中国与日本的人均税收,1650-1850年
图片来源: Sng, Tuan-Hwee andChiaki Moriguchi, “AsiagucLittle Divergence: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and Japanbefore 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 19, No. 4 (December 2014), p. 441.

 

比较强的国家汲取能力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这些方面。表六仅仅展示了三个方面的对比数据。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 

表六:晚清中国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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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Sng, Tuan-Hweeand Chiaki Moriguchi, “Asia’s Little Divergence: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andJapan before 1850,” Journal of EconomicGrowth, Vol. 19, No. 4 (December 2014), p. 461.

 

不错,中国的道路比日本长得多,但中国的面积大得多,换算成每平方公里的道路密度,中国远远落在日本后面。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却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7]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见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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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中日铁路营运里程
图表来源:Mark Koyama, Chiaki Moriguchi, and Tuan-Hwee Sng, “Geopoliticsand Asia’s Little Divergence: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and Japan After 1850,” HIASDiscussion Paper, No. E51 (July 2017), p. 8.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见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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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中日铁路地图
图表来源:Mark Koyama, Chiaki Moriguchi, and Tuan-Hwee Sng, “Geopoliticsand Asia’s Little Divergence: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and Japan After 1850,” HIASDiscussion Paper, No. E51 (July 2017), p. 8.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会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W. G. Beasley)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它

“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8]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对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从1185年到1867年,在长达682年的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统一的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9]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10]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本有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实际上,在短暂的内战(即1868年-1869年展开的所谓“戊辰战争”)之前,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虽然受到部分武士的抵制,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11]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更令大清帝国尴尬的是,这支“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的北洋新军最终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而令中国遗憾的是,直到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70多年。

与中国一样,日本的改革也曾遭到各方的强烈抵制。鲜为人知的是,明治初期起义的频率大大高于德川幕府时代(见图九)。例如,在1873-74年间,反对新税制、新学制、征兵制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又如,在1874-1878年间,武士动乱频频爆发。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国情讲坛』第七讲

图八:日本年间起义数量
数据来源:Roger W. Bowen, Rebellion and Democracy in Meiji Japan: A Study of Commoners in thePopular Rights Movem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p. 73.

 

与中国不同的是,有集中统一的军队、警察作后盾,日本基本上可以做到以断然手段在短期内平息骚乱。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之父”山县有朋是陆军的缔造者,在建立第一支常备军的过程中,他已预计到,国家军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镇压内乱。[12]事后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日本的警察实际上军队的一个分支;而军队本身不过是一支军事化的警察,其主要任务不是抗击外敌,而是消除内患。[13]“明治维新”以后农民暴动频发,从1868至到1878的十年中,共有185次之多,有些暴动中参与的农民达数万人之多。但这些暴动都被军队与警察迅速平息了。[14]也许对当局挑战更大的是武士动乱,在1874-1877年间,这样的动乱至少发生过30多起。[15]然而,地方性的武士动乱完全不是新组建常备军的对手。[16]表六列举了1874-1878年间的几次规模比较与影响大武士动乱:这些动乱短的只持续了一两天,最长的也不过八个月。西南战争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新组建的常备军大获全胜,彻底结束了武士时代。

表七:武士动乱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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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局稳定后,日本国力快速提升。在1870-1900年间,日本的人均GDP从985美元上升到1575美元(2011年国际美元),增加了60%,而同期中国从751美元上升到840美元,只增加了12%。[17]有日益增强的国力为基础,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奋斗”(Struggle forSovereignty)。[18]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

“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9]

就在说这番话的几乎同时,山县有朋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20]


结   语

以上两节的讨论显示,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在这些经济学家中,好几位是华人,如香港大学教授陈坤耀断言,在这些经济体中,

“国家干预几乎不存在”;[21]

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与台湾大学教授郭婉容没有完全否认政府干预的存在,但确信这些经济体中的政府干预比别的地方“少得多”。[22]虽然对东亚完全不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信心满满地声称:

“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日本靠私人市场而蓬勃兴旺”。[23]

然而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证明,在日本、[24]台湾、[25]韩国的发展中,[26]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27]到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28]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29]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

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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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四国比较图表
来源: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

当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见图九),

“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出于两个极端之间”。

科利教授的结论是:

“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31]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见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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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Atul Kohli, “Stat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0,www.princeton.edu/~kohli/docs/SED.pdf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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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Susan E. Rice and Stewart Patrick, Index of State Weakness in Developing World(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多项研究,是为了证明,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经济繁荣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这篇文章试图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并不是要按照一个速率、朝一个方向走,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原文注释从略,详细可参阅: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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